《对工作说不》：工作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殖民”

新京报新京报官方账号04.1817:08

本文的出处是《对工作说不》，其作者是（英）大卫·弗雷恩，译者是重命名小组，版本为艺文志 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 年 3 月。

“自由时间”

我开始于一个听起来较为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何时才真正结束呢？我们所在的岗位依据合同规定，会要求我们每天工作一定的时长。然而，很明显的是，我们并不能仅仅在下班时间走出工作场所，就可以进入一个自由的世界。特奥多尔·阿多诺在 1970 年代发表了一篇名为《自由时间》（，2001）的短小且尖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揭示了某一点。他质疑人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主的。他认为，非工作时间存在潜在目的。这个潜在目的就是让人们为重新开始工作做好准备。自由时间并非真正自由，而只是“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延续”，这一观点在 2001 年的相关内容中有所提及，具体页码为 189 。这是因为所涉及的活动常与工作性质相似，像看屏幕、做家务等。同时也是因为一些异化人类或令人疲惫的工作，会让人们在下班后强烈渴望休息恢复。异化的工作形式通过消耗体力和精神，使得工作者的大部分非工作时间用于放松，退到逃避现实的娱乐形式中，或者通过消费来补偿一天的劳累。

如果我们在自由时间进行的这些恢复或补偿性活动总体上是令人愉快的，那么阿多诺会说，这些愉快仅仅是一种肤浅自由的体现。他觉得，只要自由时间依然被人们试图摆脱的力量所左右，那它就不是真实的自由。他坚决认为，有必要把自由时间和更加美好的真正闲暇进一步加以区分。如果自由时间仅仅意味着工作的延续，那么真正的闲暇就意味着一片甜蜜的“未被中介的生活的绿洲”。在这片绿洲中，人们摆脱了经济需求，能够真正自由地感受世界及其文化。阿多诺觉得，在富裕社会里，盛行的是一种堕落的自由时间的形式，而非真正的闲暇。在这种自由时间变得堕落之时，大家所开展的具有自我界定意义的活动，通常局限于“爱好”这类活动：即一些为了消磨属于我们自身的极为有限的时间而进行的细小活动。阿多诺对“爱好”一词极为反感，他认为这贬低了无偿活动的价值。在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字里，他满怀自豪地说道：

我没有爱好。并非我是那种除了努力完成规定任务，就不能利用自己时间做事的工作狂。而是对于职业范围之外的活动，我也都非常认真对待……创作音乐、听音乐、专心阅读，这些活动是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称它们为爱好，是对它们的嘲讽。

阿多诺常被指责为精英主义，原因是他做出了“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这种较为激进的区分。在上述引文中，他对于阅读、创作和听音乐（可以确定是古典音乐）的严肃意趣，暗暗地与“更低级”且更逃避现实的文化形式形成了对比。我不会在此为这种区分进行辩护，然而我希望能够指出，阿多诺所提出的关于人们的时间遭受围攻的普遍论断，具有极为重大的当代意义。我们可以进行思考，标准的八小时工作日在很大程度上把自由时间分割成了零散的部分。全职工作者的时间体验呈现为一系列迅速且离散的时间碎片：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不断地相互交替，并且自由时间仅仅局限于晚上、周末以及节假日。当自由时间以这种方式被分割开来时，阿多诺所谴责的那些草率的爱好，有可能成为我们在有限时间里唯一能够去做的事情。少量的自由时间能为我们参与更具实质性的自我定义活动所提供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而这些活动通常需要稳定的时间以及精力的投入，无论是专注于某件事、奉献于某件事、建立社群还是学习新技能（，2002 ：100）。当今典型的忙碌工作者是这种情况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在天黑时才乘坐交通工具回家，回家后还有电子邮件要回复。他们经常感觉筋疲力尽，以至于无法与家人进行情感交流。他们除了睡前喝酒和看电视外，不愿意做其他事情。这里的重点并非说喝酒或看电视是“低级”活动，而是工作者已被剥夺了选择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精力。

在 2014 年上映的《乐高大电影》里，我们能够看到阿多诺所提及的闲暇时间堕落的现代表现。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名叫埃米特的普通人，他在不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坐在沙发上，听着无脑的流行歌曲《一切都很棒》（就如同乐高世界里的法瑞尔·威廉姆斯的《快乐》），看着电视广告，并且还会认真地调台去看一部名为《我的裤子在哪里？》的节目。埃米特每天都在相同的时间进行洗澡、刷牙以及锻炼等活动，在通勤路上会遭遇相同的堵车情况，还会与同事进行同样空洞的对话，之后他回到家中，去寻找他最好且唯一的朋友，那是一盆盆栽。如果我们愿意忽视这个讽刺事实，即这个批判正是资本主义自身文化产业的产物（因为本质上它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乐高广告），那么我们就能在《乐高大电影》中洞察到现代生活被管理的本质。

阿多诺提出自由时间是工作的延续这一论点。在 21 世纪，这一论点发生了字面意义上的转变。随着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网络技术的兴起，工作渗入了生活中从前不存在且不受欢迎的地带。梅丽莎·格雷格探讨了对当今的许多雇员而言，工作是怎样挣脱工作日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以一种令人不得安宁、永远存在的“待办事项”列表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格雷格通过采访办公室工作人员，揭示了电子邮件或即时通信等技术，其以非共时通讯为最佳设计特征，最终给人们带来了全然相反的影响。这些人因为无论在不在办公室都得时刻保持在线、积极响应且能被找到，所以倍感压力（，2011）。职业咨询网站“磨刀石”上的一篇文章显示，很多专业人士现今已然习惯了处于随时待命的这种想法。一位读者如此写道：

用手机或保持联系，能化解潜在危机为轻微颠簸。客户不容忍“我在度假”借口。若我们不胜任，我的下一个假期将是在家和橡皮鸭洗热水澡。（，2012）

如今那些要求高度投入的组织里的雇员们，就如同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一样，似乎必须时刻保持“接入电源”的状态。

《摩登时代》（1936）剧照。

就业力的压力

阿多诺对工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殖民趋势的更广泛的忧虑，如今格外切中要害且普遍适用。这不仅是由于自由时间变得零碎，以及工作日不断向外溢出，而且现在那些处于空闲状态的人也有自由时间消失的风险，即便对于还没踏入雇佣劳动领域的年轻人也是这样。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出现的就业力方面的压力：每个人有责任提升自己的职业前景，可通过培训来提升，也可通过获得教育证书来实现，还能通过搭建人际网络达成，同时要学习如何展示正确的个性，甚至要积累与雇主价值观相匹配的人生经历。21 世纪早期，就业能力的观念变得引人注目。它成为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关键部分。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家和雇主不再致力于为公民提供持久且有保障的工作，也不被认为有这样的责任。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家，一方面对有偿工作进行美化，另一方面却在破坏传统上为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措施，导致人们无法有效地应对劳动市场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不断努力提高自身就业力，逐渐被认为是国家繁荣和个人幸福的关键（et al.，2013）。

人们感到自己的未来缺乏保障时，保持就业力的压力会更显著。1990 年代起，理查德·桑内特（1998 年）、乌尔里希·贝克（2000 年）和齐格蒙特·鲍曼（2000 年）等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普及了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那些不受工会保护的人缺乏安全感。他们的收入低，低到难以负担生活必需品。他们陷入债务陷阱。他们不能享受医疗保健、产假和体面的失业救济金等社会保障。这种不安全感能降临到每个人身上。有非法受雇且工资微薄的无证移民工人，有担心失去福利待遇的单亲父母，还有那些未来可能不断签订短期合同、搬迁和求职的创意或学术工作者。实际上可以说，不稳定性是每个依赖工资生活的人的基本状况。恩格斯在 1840 年代对曼彻斯特工人阶级进行研究时提醒我们，工人长久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就是不被经济生活所需要。他指出，英国无产者未曾获得过任何保证，他们所具备的技能在未来并不能确保他们能赚到购买生活必需品所需的工资。并且，每一次商业危机以及每一个雇主的一时兴起，都有可能导致他们失业。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处于高兹所说的“普遍的无保障”状态。他们时常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到自己有可能失业或处于半失业状态，也有可能成为无保障或临时的工作者。（Gorz，1999:52）

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个人越来越多地需要承担起保护自己不失业以及避免从事低质量、低薪工作的压力。对于很多人而言，培养就业力这件事本身就如同是一项需要终身去做的事情：大多数人都清楚，他们为了再生产自身的劳动力而持续投入的那些无偿的、自愿的、难以察觉的工作，决定了他们出卖劳动力的可能性（Gorz，2010:20—21）。就业力在孩子们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我记得有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有一次他对我说了一些话，那时我在他的学校帮忙参与一项反吸烟计划的研究。我询问他为何喜欢这个项目，他回答道：“这个项目能让我的简历变得好看。”这让我们又想到了阿多诺的论断，即通常被认为属于“非工作”的生活领域，也可以被当作有偿工作需求的一种延伸。这里令人担忧的是，生活的享受越发要服从于为满足劳动力市场的个人素质培养。就业力的发展成为实际必需品且占据人大部分心思时，我们会越来越投入时间去做该做之事，而非进行那些本身有价值的活动，即能发展个人能力、充实友谊关系或只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每个人所定义的真、善、美的标准需要满足，而用于满足这些标准的自主活动时间越来越少。

伯特兰·罗素在 1930 年代创作了一系列文章。他对日益匆忙且工具化的现代生活的本质感到哀叹。他以优美的文笔回顾了休息、游戏、沉思和学习的内在价值。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如果人类失去了足够多的闲暇时间，就会失去幻想的能力，并且会与生活中的许多乐趣隔绝。

以前人们具备轻松愉快和游戏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效率崇拜所限制。现代人觉得每件事都应当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去做，绝不是仅仅为了它自身的目的。

罗素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做事往往是为了另一件事。这几乎能映照当今的就业力话语，该话语要求我们少把心思放在体验和享受当下上，而要更多地思考怎样调动当下去达成未来的目标。有抱负的个人需要学会养成就业力的脚本，并且要留意那些拿着同一套剧本的竞争者们。成功的玩家懂得构建自信和连贯叙事的方式，即通过他们过去的经历，并且还会展示这些故事与就业世界的相关性（and，2004）。在求职申请表上，原本就有内在价值的活动，以就业力的语言进行了表达：需要提及为无家可归者做的慈善工作，因为这让我拥有了志愿服务的经验；也必须大力宣扬在欧洲搭车旅行的经历，因为这培养了我发挥主动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个被想象出来的未来雇主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人们更遵从就业力的话语。他总是在隐喻意义上留意着你的一举一动。科林·克雷明把这个心理幻象称作“一切的老板”，这种对未来雇主及其期待的普遍化投射，调节着一个人在当下的行动和选择（2011:43）。这个想象中的雇主是严苛且不易被打动的纪律主义者。他要求人持续承担责任，进行理性决策以及自我管理。若一个工作者在不同领域做了过多工作，老板会觉得他不可靠、优柔寡断且不专业。然而，若同一个人在同一份工作上苦干多年，老板会认为他满足于现状，没有抱负，或者视野狭隘。任何阅读这段文字的年轻学术界人士都会被输入这样的信息，在学术界中，“一切的老板”所遵循的黄金法则是受雇者必须一直保持“研究活跃度”。就像我的一位老同事经常挂在嘴边近乎变态的话那样：“一旦你停止参与这个游戏，你就完全被淘汰了。”阿多诺在 1950 年代提到过类似的那个想象中的老板，当时他针对那些有追求的工作者紧张的顺从态度进行了评论。

失业者以及那些随时可能触怒其所代表投资者的公众人物等这些神经紧张的人，都认为只有凭借同理心、勤奋、对他人有用、技巧以及搪塞，借助标准的商人品格，才能够讨好他们想象中无处不在的管理者。很快，所有的关系都被当作“人脉”，每一种冲动都被预先进行审查，以判断其是否偏离了可接受的范围。

如果要在经济上得以生存，就意味着要更努力地工作，要忽视个人兴趣，要面临更长的通勤时间，甚至要在睡觉时间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而这正是当下的现实情况。科斯特亚和他的同事们在思考招聘广告和应届生招聘计划的言辞时提出，就业力的那些夸张话语让打工人产生了一种对自身“无限潜力”的不安情绪。每个打工人都被教导，自己总是能够做得更好。获得就业力的路途是一条悲剧性的道路，旅行者不断与自己宣战，质疑自己的个性和成就是否恰当，始终对自己利用时间的方式和效率感到不满足。（et al.，2012）不符合模范员工形象的个人特征，像害羞、低落、情绪敏感等，都得被消除掉，从而展现出一个适合推销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无害的，是负责任的，是易掌控的，并且最为重要的是，是可以被雇佣的（，2013）。就业力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权力动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为就业力而做出的个人牺牲是自我施加的。传统的剥削局限于固定时间，且通过老板从外部强加的强制性纪律和技术控制来实现。而就业力所要求的纪律是持续的，需要持续进行自我管理。它代表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剥削形式，因为之前仅限于工作时间内的剥削的空间和时间界限已经不复存在，人们被迫以一种近乎自愿的方式被驯服，如（2011:58）所述。

《摩登时代》（1936）剧照。

生活被工作相关要求所殖民的这种现象，在主流教育系统中或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明显且令人不安。从宽泛的意义来讲，教育应该提供广泛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培养学生的道德与政治意识，让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和沉思的习惯，同时提升人对更复杂、更崇高文化的鉴赏能力。教育能够教授人们所需要的各类实用技能，让他们更加自主，无需依赖他人，并且能够照料好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所有这些都是合理且有价值的目标。然而，在当今社会，最为广泛被接受的教育目标是把人划分成不同等级的雇员群体，为年轻人承担工作角色做好准备并进行认证（and，1976）。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罗素。他在 1930 年代就曾提出，现代对经济价值的着重已经将学习更广泛的价值给掩盖了。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人们对“无用”知识的价值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并且，人们越来越坚信，唯一值得拥有的知识是那些能够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个部分得以应用的知识。（，：18—19）

罗素所说的“无用知识”即便没有直接的经济或社会效用，他依然认为其具有极为重要的特征。因为知晓更多的事物通常能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当我们怀有兴趣之时，生活就会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具体选取何种兴趣并不重要。了解一些电影的历史，能够让人在观影时获得更多的快乐。学习改装电脑、制作衣服、修理自行车或者烹饪亚洲食物，都有各自的愉悦之处。罗素给出了一个更为奇怪的关于杏子的例子。他表示，自从他知晓了中国汉代杏树种植的起源以及其中的争议之后，杏子尝起来比之前更加甜了。罗素认为，知识不仅在经济方面有其用途，还能够成为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同时，知识本身就是带来精神愉悦的源泉。

罗素这样的激进写作者捍卫一种宽泛的通识教育的价值，而不是那种仅仅为学生未来工作做准备和提供认证的更狭隘的教育。埃里希·弗洛姆是这一论点的另一位著名支持者，他对“拥有”模式下的学习和“存在”模式下的学习做出了富有启发的区分，时间是 1979 年。就业力的压力通常会促使学生采用弗洛姆所说的第一种学习模式。在拥有模式下学习的学生，会努力记住讲座里的要点。然而，“内容不会成为他们个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进而丰富和拓宽他们的思想”（，1979:37）。他们与学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占有的关系，即他们谋求拥有知识，而非吸收和整合知识，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并获得资格证书。知识留存了下来，然而学生并未真正将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未运用知识去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学习的主要动机乃是焦虑。这与处于更具活力的“存在”模式下进行学习的学生形成了显著的对比。那些仅仅为了获取知识而学习的学生与之不同，这些学生会全身心地参与到学习之中：他们所听到的内容能够激发他们自身的思考进程。新的问题、新的想法、新的视角在他们的脑海中不断涌现。他们的倾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1979:38）

弗洛姆和罗素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并非向学生提供各类知识，而是让他们养成用头脑进行沉思的习惯。教育应当以一种宽广且人道的整体人生观去启发学生：

教育需要的不是具体的某种信息，而是能引发对整个人生目的理解的知识。比如艺术和历史，了解英雄人物的生平，还有对人类在宇宙中奇异、偶然且短暂位置的一些认识。这些都蕴含着对人类特有素质的自豪感，包括看见和知晓的能力、宽阔感受世界的能力以及进行切实思考的能力。

目前，罗素所描述的那种综合性教育，往往只局限于大学之中，或者局限于社会中更具特权的那些成员当中。这些成员不受谋生的迫切需求所限制，能够自由地进行学习。当今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压力，这意味着很少有人会倾向于将智力发展的享受以及文化活动，真正视为融入自身生活的终生乐趣。（Ryle & ，2002:183）工作伦理受到规训，同时艺术预算减少了，其中也包括失业救济金的削减，而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一直以来都将失业救济金当作非官方艺术预算的来源。这些因素使得文化创作者花费几年时间潜心磨炼自己的手艺，之后以此谋生的路径变得不再可行。

许多学生在离开大学之后，渐渐意识到本科毕业生也会面临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前被认为只有低薪、低技能的工人会面临（et al.，2011）。这种不确定的氛围促使学生积极去获取就业力，并且以实际的、工具化的方式去思考怎样确保自己的未来发展。此外，学费上涨以及学生助学金被取消所导致的学生债务，或许会在年轻人尚未有机会去反思、权衡高收入所带来的好处与代价之前，就将他们束缚在了挣钱的需求之上。预测表明，英国 2011 年入学的学生在毕业时平均债务会达到 2.3 万英镑，并且考虑到近期学费的上涨情况，2012 年入学的英国学生的债务将会高达 5.3 万英镑。贝拉迪把学生贷款比作浮士德与魔鬼的契约。学生为了换取知识和证书，同意承担一笔债务。这笔债务最终会制约他们的行为，还会把他们束缚在未来的工作上。（2009 年）负债的毕业生和有竞争力的毕业生一样，更容易因贪图钱财而受骗，从而为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他们会成为当今劳动力市场上成千上万无薪实习生的重要来源，不过这些实习中的许多并不能保证自身技能的发展或未来的就业情况。

最终，就业力带来的压力正让马克斯·霍克海默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丧失内在性”的哀叹成为现实。在这些社会里，个人越来越多地被迫以更实际、更功利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他人，以至于“想象力的翅膀被剪掉得太快”（，1974:25）。这种内在性丧失的一个副作用在于，我们的社会或许正在丧失一种评判标准，即能够判定一项活动即便无法提升就业力、满足经济需求，却依然具有价值和意义。高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何时我才是真正的自己呢？也就是说，在何时我不是外界力量与影响的工具或产物，而是我自身行为、思想、感情和价值观的创造者呢？（Gorz，1986）在一个社会中，工作之外的生活常常只是工作的延续，自由时间被用来恢复体力、进行消费麻醉和休闲享乐，或者被有意识地用于培养自己的就业力。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难以回答，这是令人担忧的。

原文作者/大卫·弗雷恩

摘编/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