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即将到来,许多英语辅导机构再度迎来了招生的高峰。一些较为热门的辅导机构甚至呈现出人员爆满的状况。在人们的观念中,仿佛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劲头总是格外强烈。他们不仅在学前会在幼儿园以及补习班进行学习,在上学期间会在学校和课堂中学习,甚至在毕业后步入工作岗位之后,依然还在学习。中国人真的对学习英语很热衷吗?这种疯狂的学习惯性究竟是从哪里而来的呢?
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情已经持续了百年,这并非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学习外语的动力在于“睁眼看世界”。
曾经风靡国内的“疯狂英语”
英语教学机构得以发展壮大,教学方法也不断进步,这从侧面体现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传销式的疯狂英语教学在过去曾有过,带有心灵鸡汤色彩的培训机构如今在全国遍地开花,而现如今又出现了互联网+的线上外语学习社区。在近几十年来,中国人革新的是外语学习的方式方法,然而不变的是那股对学习英语的狂热之情。
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情并非近期才出现。若追溯历史,自晚清民国以来,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情一直都很高。这种热情背后有着强大的动机,那就是所谓的“睁眼看世界”。因为外语是一种工具,是了解世界的方式和途径,要想从闭关锁国、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中挣脱出来,就必须“师夷长技”。
很多近代历史中的文化名人,在撰写回忆录时,都提及了学习外语的经历。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教育界兴起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在最早的教学机构里,已经出现了后来被称作“浸入式”的教学方法,即部分教会学校全英语授课。翻译西文以及向西方学习的态势非常盛行,英语教学开始有了一定的规模。实际上稍加留意就能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数文化名士有外国留学经历。像鲁迅、郁达夫、钱钟书、老舍等,他们无论是去了欧洲,还是去了美国,亦或是去了日本,总要有一两门外语来支撑起他们的学养。并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外语学得好像比当代的留学生更扎实。对于外语,这些学者、作家不但能懂得和运用,还能够进行翻译,做到通达且娴熟。
东方语言学大师季羡林出生于 1911 年。他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自己从 10 岁开始学习外语。还写到了许多少年时代的英语学习班。由此可见,当时英语教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需求。在《我与外国语言》这篇文章中,季羡林写道:他除了在学校念英文外,还每天晚上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习。校长是冯鹏展,他是广东人,说话带有广东腔的蓝青官话。他住的房子很大,前面的一进院子被学社占用,后面的大院子则是他全家居住的地方。前院有四五间教室,按照年级进行分班。他所学的这点英语,在日后的升学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使得季羡林升入了好的高中,之后又考入了北京大学,进而前往欧洲留学十年。
到了 70 年代末,恢复高考之后,英语在中国国内的大中专院校越来越受到重视。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曾兴起过学习世界语的热潮。1981 年 12 月,楚图南等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世界语之友协会。《红楼梦》等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了世界语。到 1986 年举办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全国已有 40 万人学习世界语。
然而时代在发展,英语在众多外语里表现突出,成为了真正的世界通用语言。世界语逐渐落后了,如今使用它的人很少。这表明语言是实用的,没有用处就会被舍弃。
在中国人求学的过程中,英语起到了守门人的作用,所以必须要学好;在中国人就业的道路上,英语也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因此不得不学好。
九十年代初,为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曾掀起“三会”培训热潮。“三会”即会微机(即后来的计算机、电脑)、会驾驶以及会外语。当时,许多体制内的外语学习班是凭借行政命令来推行和开展的,由此可见对学习外语的重视程度曾达到了相当的地步。
高考就像千军万马挤在独木桥上,外语科目一直被列为文理科的必考科目。在 1980 年的全国高考中,英语的总分是 30 分并计入总分。那时,语文、数学、政治都要考,理科要加考理化,文科要加考史地,每科的分数是 100 分,再加上英语的 30 分,总分就是 530 分。81 年时英语以 70 分计入总分。82 年之后,英语的分数达到了满分 100 分。后来,无论是将满分改为 120 分还是 150 分,英语一直都与语文、数学一起,被列为三门必考的主要科目。不仅高考要考外语,考研究生、考博士,甚至考职称和一些专业资格证的时候,外语也是必考内容。很多重要的考试中,包括目标性考试(如为了达标通过)和选拔性考试(如高考),都少不了外语的身影。甚至想要脱离国内教育体系去国外留学,大多数国家也有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考试,像我们熟知的雅思和托福。
考试是突出的手段,通过行政手段抬高了外语的重要性,这是很多国人痛恨外语考试的原因。在应试教育下,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让外语学成了哑巴外语,学了却不会用,考完就忘。所以,近年来,国家在一些考试中呈现出弱化外语的倾向。很多地方的职称考试,已不再进行英语的考试。同时,呼吁在高考中降低英语所占分数比重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
破除了行政化的英语学习任务后,英语学习的热情恐怕仍会持续增加。在现实工作里,外语尤其是英语的重要性使得人们不得不去学习。其中,工作的需求以及城市居住环境的国际化,是主要的促使人们学习英语的原因。
马云是榜样,他的“国际化大都市”梦想,促使学英语越来越开始“从娃娃抓起”。
英语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并且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人讲英语。世界上约有 20 个国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使用。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个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懂英语。在商业世界和学术界,英语被广泛使用,是行走江湖所必需的工具。
改革开放至今,外语以英语为代表,依然充当着了解西方世界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主要媒介与抓手。许多企业家最初能获得先机,其原因就是英语好。在这方面,马云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他于 1988 年从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之后去了杭州电子工学院,担任英文及国际贸易讲师。1995 年,杭州计划修建一条通往安徽阜阳的高速公路。马云承担了前往美国进行翻译和协调的工作。正是在这次出国的过程中,马云接触到了互联网。此后,他开创了阿里巴巴的互联网商业帝国。
在信息存在不对等的情形下,英语可作为了解世界趋势变化的工具。若能熟练掌握英语,那便是一种资源优势。人们在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学习英语时,其动力是内在的,而非由外部施加的。
过去有一种说法,即你们觉得英语以后工作用不上,是因为你们英语不好所以只能选择不需要英语的工作。现在,在稍微像样点的跨国公司或者上市企业中,很多岗位如果不能熟练掌握英语,不是做不好的情况,而是压根就没有就职的可能。很多人认为似乎只有外企才需要较强的外语能力。然而现在,优质的国企和私企若想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它们比外企更需要员工懂得英语。
除了工作需要之外,中国城市建设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这使得外语学习成为一种必要。近些年来,像杭州、西安、武汉这样的省会城市都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尤其是成功举办了 G20 峰会的杭州,已经初步具备了国际化城市的形态。而老牌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拥有着数量极为庞大的外国留华人员。《2014 全球化城市指数》由美国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该指数显示,在全球化都市的排名里,北京处在第 8 位。北京仅排在伦敦、纽约、东京等那些老牌国际化大都市之后。而在 2010 年的时候,北京仅仅排名第 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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