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7 月 24 日，法官商建刚是从律师中选拔出来的。他带着妻子一同接受了媒体采访。（人民视觉/图）

2022 年 3 月上旬，一份讲座海报在网络上开始流传。随后，商建刚再次走到了聚光灯下。

讲座题目为《法律人的职业规划》。主讲人商建刚是上海市从律师中遴选出来的第一位法官。他在法院工作了将近 7 年。2022 年初，他调到上海政法学院担任副教授。他成为了少有的在律所、司法机关和高校都有工作经历的人。

商建刚转身。“法律职业旋转门”的话题回到公众视野。

2015 年，商建刚拥有 16 年律师执业经验。他成为了上海二中院的三级高级法官。在前一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提出了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和检察官这一举措。商建刚的转型因此具有了标志性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已有 8 年。目前，至少有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北京、陕西、山东、吉林、河南这 9 个省市落实了这一选拔制度。这些省市累计组织过 10 次选拔，其中上海组织了两次。然而，最终选拔出的法官数量并不多，陕西一个法官也没有选拔出来。

基于法律共同体理念的选拔制度依然存在。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秦前红教授是湖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通过他的观察可知，这项选拔目前还只是在进行小规模的试点。

转投法院

最近一个启动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的省份是河南。

河南与其他省份不同，其他省份一般由省级司法机关单独组织选拔，而河南将这项工作纳入一年一度的公务员招考工作中，并且由省公务员局发布公告。

2022 年 2 月，河南省发布公告。公告显示共开放了 10 个岗位。这些岗位均为基层法院一级法官及以下职级的员额法官。其中，郑州高新区人民法院有 4 个名额。郑州金水区人民法院有 6 个名额。

张全（化名）是在郑州已执业 4 年的律师。他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这两个法院都以案件量多而闻名，法官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并且本地律师对此都十分清楚。

人民网报道，2017 年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受理了一定数量的案件。立案庭法官平均每人立案 7516 件。该法院的案件总量在中西部基层法院中处于首位。《河南日报》在 2018 年报道郑州高新区法院时提到，该院法官在 2017 年平均每人结案 1264 件，在全国基层法院中位居首位。

本次选拔中，河南规定报考律师需执业时间不少于 8 年。张全不满足这一条件，然而他的朋友王翰恰好从业 8 年，所以王翰报名参加了选拔。

疫情过后，法律服务市场的状况不佳，案源方面和单价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下滑。正因如此，王翰考虑转投法院。王翰还表示，这次的选拔与公务员考试较为相似，需要进行行测等科目的笔试，至于具体的面试安排，他尚未接到通知。

王翰于 2018 年报考过一次法官助理职位。在那个时候，河南省还没有开始从律师中直接选拔法官的工作。律师们只能通过面向所有人的公务员考试，从而进入法院系统，并且先担任法官助理。

司法系统进行“员额制”改革后，通过公考进入法院的新人，一开始需从法官助理做起。按规定，满五年后才有资格入额。然而，目前法院系统积压了大量待入额法官，这导致平均需要 7 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入额”，从而成为能够独立审判的员额法官。

一个执业 8 年的律师，若通过选拔直接成为员额法官，从职业发展速度方面来看。这样的话，其并不比毕业后直接进入法院的同龄人发展速度慢。

王翰的律师朋友里，有两人是通过普通公考进入法院担任法官助理的。其中一人的执业经验只有一年多，另一人执业三年。王翰表示，他们都是年轻律师，且都缺乏案源，都渴望拥有更稳定的工作生活。

公考比较适宜执业年限较短的年轻律师。然而，从律师当中选拔员额法官的初衷，是期望能够吸纳更多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谭世贵向南方周末记者进行分析时指出，这项工作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提升法官职业的吸引力。

王翰了解到，郑州市基层法院的普通员额法官年收入大概是 20 万元。他身为一名执业 8 年的律师，每年承接的案件量约为 30 件。他的年收入与法官相差无几。

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中，法官的收入对普通律师有一定吸引力。然而，其收入无法和案源丰富的知名律师相提并论。王翰表示。

河南省考试报名时间截止后，有 23 名考生报考了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的岗位。按照规定，报录比例低于 5:1 的岗位需要核减录用名额。所以，河南省公务员局将该岗位的拟录取人数核减为 4 名，这比原计划少了 2 人。

律师、法官、学者的不同日常

收入是跨过“旋转门”后避不开的话题。

商建刚在转任法官之前，是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他曾代理了全国首例个人与组织的域名纠纷案，并且在网络与知识产权领域有着专业的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是该领域的专家。

进入法院之后，商建刚把要收年费的白金信用卡停掉了。时常有律师朋友向他询问法官的薪水，还笑称“商建刚的工资比我的助理还低”。

资深律师和法官的收入存在一定差异，通常情况下，那些执业十几年甚至更久的资深律师大多已经有了财富的积累，所以他们对工资的高低并不敏感。谭世贵向南方周末记者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商建刚在转任法官一周年时接受采访并回应了收入差距。他表示不是因为自己现在钱赚够了才愿意去做普通法官，而是对这个工作有兴趣，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商建刚在法院工作了 6 年之后，进行了再次转型，成为了法学教授。他对外宣称，这是基于个人意愿的工作调动。他婉拒了多家媒体记者的采访请求，但他会时常在微博上分享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体会。

2022 年 3 月 22 日，他写下了关于“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的不同日常”的一大段内容。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有着过来人的那种熟悉与了解。

合伙人律师晚上回来看了超过 100 封电子邮件，每封都需处理；法官在单位吃了晚饭，加了会儿班才回家，原因是文书要寄出去且案件超期了；学者被闹钟叫醒，昨晚因看书写文章到 2 点，醒来后浑身疲惫，仍得继续看书。

他总结道，做律师的话就对下班没有概念；做学者呢，就对上班没有概念；而做法官，除了上班就是下班。

商建刚在社交平台发表的见解表明，他的不少看法与 2016 年接受媒体专访时的看法基本一致。那时他担任法官已经有一年了。

商建刚谈及不同职业背景的人当法官后的区别时称：法官出身的同事们会专注于法条，对其十分熟悉，也熟悉判例以及内部的司法口径；而律师出身的法官，在业务流程方面更为敏感，对于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的可能原因以及各方的诉求等也更为敏感。

很多问题在讨论时特别容易碰撞出火花。商建刚认为，从律师中选拔法官这件事，是值得所有法律人感到兴奋的。

北京东交民巷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9 年 10 月提出了拓宽法官来源渠道这一举措。 （人民视觉/图）

各省试点为主，偶有停考

谭世贵是国内提倡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比较早的学者之一。他在 2011 年就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项目的主题是“法律职业良性互动”。

这件事具有诸多好处，并且是在全球范围内都通行的做法。然而，要想让它在中国切实落地，还需要诸多与之相配套的措施。谭世贵向南方周末记者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最终的目标应当是构建起能够定期举行的、常态化的选拔制度。

1999 年 3 月，最高法院就在北京开始从高级律师中公开招考法官。次年，还组织了一次招考。此次招考的对象包括一级、二级律师，法学教授、副教授，法学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及立法机关和政法机关的副处级以上法律工作者。

1999 年 10 月，在第一次公开招考之后，最高法院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里提出要拓宽法官的来源渠道，并且要逐步建立起从律师以及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从那之后，各级法院曾断断续续地组织过选拔工作，然而一直都没能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制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相关要求之后，中央办公厅在 2016 年 6 月 2 日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并且明确指出这项工作要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目前这项工作主要以各省份 自行试点为主。

法院系统每年都会进行员额法官遴选工作，且大多在年底进行。未成为员额的法官助理通过考试后能够成为员额法官。2019 年 10 月，陕西同时开展了遴选员额法官以及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选拔法官这两项工作。然而，在次年进行员额法官遴选时，不再为律师和法学专家开放岗位。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王保民担任陕西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在 2019 年 10 月，他接受财新采访时讲道，9 月份省内几家单位发布了选拔公告，之后他们学校收到了通知，要求组织教师进行报名，然而没有一位教师报名。

我们私下与相关老师进行过沟通动员。大家普遍反映，当前法官检察官工作压力较大，第二收入相对较低，这是两个最为现实的原因。

陕西面向律师和法学专家开放了 6 个法官岗位。其中 4 个岗位因报录比低于 3:1而停考。剩余两个岗位开考了。但最终这两个开考的岗位也没有公示录用人员。

2022 年 3 月 21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告知南方周末记者，在 2019 年的选拔中，没有从律师中选拔出员额法官。对于具体原因，目前暂不明确。一名参与选拔的遴选委员会委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年应考的人员弃考的比例比较大，而参加考试的人员均未通过笔试。

陕西的情况并非是个别的。在 2018 年，江苏省面向律师和法学专家开放了 12 类法官、检察官岗位。然而，只有 4 类岗位达到了开考标准。最终，有 4 名律师和 1 名法学专家入选了这些岗位。

从历年开放的岗位情况来看，早期在上海进行的两次选拔，都拿出了四级高级法官及以上的岗位，这些岗位主要集中在中级法院以及中级以上的法院。后期在各省开放的岗位里，一级及以下职级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并且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

秦前红称，目前湖北尚未开展相关试点。在他的看法中，律师的积极性不高，并且成为法官的人数也较为稀少。

员额制改革开始之后，司法系统改革的重点集中在消化存量方面。法官来源的广泛性问题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这使得该项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未被充分运用的状态。秦前红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谭世贵认为，应先把这一选拔当作常态化制度定期举行，接着逐步改善相应配套条件，并且邀请研究机构对选拔效果进行公开评价。

新动向

尽管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选拔员额法官的工作进展缓慢，但是一些执业年限较短的年轻律师正在通过公开招聘考试进入法院，这正成为近年来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一种新动向，他们首先要担任法官助理。

何胡今年 36 岁，她有两个孩子。5 年前，她辞去了律师的工作。之后，她考入东北某座城市的中级法院，成为了一名法官助理。

她所在的法院，员额法官人均办案量大概是 100 件。法官助理的工作量较为合理。何胡选择进入法院，主要是为了追求稳定的工作状态以及获得学习机会。

我之前主要从事民商事案件方面的工作。然而，我所在的城市案件来源相对较少，所以经常是有什么案子就承接什么案子，所涉及的法律门类也十分繁杂。何胡说，当她到法院工作后，主要负责资源环境类的诉讼工作，这为她在专业领域内积累经验提供了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律师，他们寻求专业化发展，这是他们选择报考法官的共同原因。

在中西部地区，律师一般要达到中型所主任这个级别，才能够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如果达不到这个级别，就都会承接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案件，以此来维持收入的增长。王翰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这些情况，他觉得自己的发展道路越来越狭窄了。

法院的工作大致符合何胡的预期，她感觉更贴近自己报考法学专业时的理想。她举例说，以前在代理案件时，倘若面对难以查清的事实，她需要尽力让法官相信自己的逻辑，而现在则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看待双方的证据，尽可能还原案件的事实。

张维（化名）在执业一年后转入了法院。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执业年限比较短，所以他能够毫无障碍地衔接法院的工作。他还说，员额法官会认为他比那些毕业就来到法院的同龄人更容易上手。

张维到目前为止担任法官助理已经 4 年了。在这期间，他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书记员。书记员的工作很辛苦，也很枯燥。张维有段时间几乎快熬不下去了。然而，当月院里兑现了辅助审判人员比普通公务员高 20%的绩效，并且一下子补发了大半年的奖金。结果，他竟然熬了下来。张维这样说道。

让张维坚持下来的还有父亲为他做出的牺牲。

张维的父亲曾是一名执业律师。按照亲属从事律师的法官回避原则的相关规定，法官助理的近亲属是不可以在其任职辖区内代理案件的。为了使张维能够顺利入职，他的父亲在 59 岁那年注销了自己的律师资格。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