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方舱挣外快：理发20一位，比外面赚得多不愿离开

世博方舱由若干个网格相互嵌套而成，分为上下两层，包含四个病区。在区内又划分出若干个方格，每一个小格中设有 2 个床位。隔断是一块 1 米高的白色复合板，其对着走道的那一面没有任何遮挡，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呈现在外面。白炽灯 24 小时通明地悬在天花板上。不用特别留意，仅从声音就能判断出旁边在做什么。有呼噜声，有磨牙声，有手机里抖音主播的说话声，有“吃鸡”的游戏声，还有女人的聊天声。

上海世博方舱是在今年上海疫情爆发之后建成的首家方舱医院。3 月 26 日正式开始使用。收治的大多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它作为一个临时的落脚之处，只有水池，无法洗澡，人们只能用毛巾擦拭身体。

你自然会想，住在方舱的那些人应该每天都期盼着能够结束这样的生活，然后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微博 ID 号为“”的那位美食博主，在世博方舱医院进行了 11 天的隔离。他惊讶地察觉到有一群人不愿意离开方舱。其中有个被房东收了房子的哥们，他出了方舱后却没有地方可住，想要回老家也回不去。还有顺丰快递员，询问院方是否需要临时工，并且开价为 300 元每天。有装修工人，做这行的原本就是带着一床铺盖卷睡在工地。现在即便出院了，也回不到工地了。居委会不可能接收他们。如果要自费住隔离酒店，费用是 400 以上每天。

他见到一个带着工具来到方舱的理发师。他觉得这位理发师真不想离开方舱。这位 Tony 老师最早挨着床位巡回，见到人就说理发可以找他。结果上门找他理发的生意络绎不绝，客流好像一直都没断过。他理发收费 20 元。不要问他会不会交叉感染，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会一门手艺确实可以混得很好。

电推子和电吹风 陈朝松

我找到了那个来到方舱的理发师，他带着装备，准备很充分，在方舱里生活得很自如。他叫陈朝松，今年 52 岁，是湖北人。

住进方舱医院的第 15 天，他首次主动去找医生询问自己的核酸结果。医生回复他，连续两次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他满足了出院的条件。之后，医生帮他联系了他所在地方的居委会，以便安排他出院。他的出院诊断书上写着：神情平和，气息平稳。一般情况良好，他自己诉说没有咳嗽、流鼻涕、咽痛等特别的不适。

他向我讲述了他在方舱的生活：

在方舱里给人理发，20一位

我在浦东世博方舱居住得很不错。一日三餐会被送过来。早餐有一个白煮蛋，有时是烧卖，有时是馒头，并且还会带一瓶牛奶，是那种简便包装的。中午的餐食是两荤两素，晚上的餐食也是两荤两素。

你若没吃饱，便能去找医护人员或者志愿者。你可以向他们表达，或者与他们沟通，告知他们你没饱，希望再要一份。

吃完午饭，我会清扫地面，因为理发时地上有头发。我会把椅子擦干净，做好准备工作。我会查看理发工具，进行清洗、擦拭和消毒。晚上收工后，在盆子里放毛巾，再倒入热水并加点盐，我连盐都带着。我平时刷牙会用炒菜的盐，在牙膏上放一点炒菜的盐，对牙齿好且能消毒。烧水两次，其水量刚好能将毛巾盖住，需把毛巾多烫一烫。等待二十分钟，待水不烫手时，我再去清洗盆子。

早上醒来时我通常是迷迷糊糊的。五六点钟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起来接水并且锻炼身体。他们之所以起得早，是因为水获取起来不太方便，热水口的形状像茶壶口，水流得很慢，每次接水都需要排很长的队。我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电饭煲，我能够用它来烧热水。

我有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我换洗的衣物，其中有春装毛衣、T恤等。还有我理发所需的工具，像香皂、洗发膏，以及两个脸盆、一个玻璃杯和一个保温杯。另外，我还带了大米、花生米和白糖。因为我长期在外面，平时靠赚些辛苦钱生活，所以对这些东西都要好好打理，就如同特种兵对待装备一样。

我带了十多条毛巾，其中自己用的单独放置。一条用来洗脸，一条用来擦脚。其余的毛巾是给客人带的。在这（方舱）里面有消防带，消防带放置在一个有盖子的箱子里，箱子靠在墙壁上，我可以打开盖子，然后把毛巾挂在盖子上面晾晒。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去水池洗头，还顺便刮面。我用推子从左耳朵开始刮到右耳朵，刮了一圈，形成了一个 V 字形。我理好头发后回到床旁边，对面有个三十多岁的男的，他看到了我的发型，问我是谁给我理的头，我说我自己理的。他让我不忙的时候给他剪一下头发，我答应了。我弄好工具后就给他剪，先围上大红围裙，然后用梳子给他梳理。我说：“帅哥，你的头形打算怎么理呢？理哪种发型呀？”通常我们都会先询问一下，因为一刀子一剪子下去之后基本就成型了，而一旦成型之后再去修理，别人往往就不太乐意了。

我拿不锈钢小圆镜子给他看剪完后的样子，他说：“你剪得很不错。”我在理发时，有很多人在一旁观看，就连医生护士从旁边走过时，也会拿出手机拍照。因此，我理好一位客人，紧接着就会有另一位客人上来。

剪完头后就让客人去清洗。我把电饭锅烧好水，客人拿着热水前往水龙头处进行清洗。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盆子，有些人比较讲究，会使用自己的脸盆；而有些人则不太在意，就会使用我的盆子。

来找我理发的人，他们的状态都挺不错。其中有年龄稍大些的，有男的，也有女的，还有阿姨。有的是夫妻一起来的，有的是工友，有的是邻居。如果忙的话，一天大概有十二三个人；如果不忙，一天就是五六个。在这儿我已经剪了五六十个人了，每次剪发收费 20 元，一共赚了一千二三。在外面肯定赚不到这么多。

在方舱里给人理发 陈朝松

“相当于休息”

我来方舱时，所有（理发）工具都随身携带了。因为原来住的地方人多，要是自己不把东西收好，就可能会被别人拿来用了却不还给自己。所以在我住的地方，我会把所有自己的东西都放在眼前，全部放在一个箱子里。

我是湖北荆门人，曾是水泥厂的职工。我决定自己出去打工，不再上班。那时候我和孩子妈在一起，后来她嫌弃我，我说不想过就离婚，她也同意了。孩子判给了她，是个五六岁的女儿。我本来想学开车，和哥哥一起开了一段时间，开车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还不能喝酒，只能抽烟。2000 年，我开始外出打工。在外出打工之前，我内心期望能够学到一门手艺，这样至少能保证不饿肚子，于是我跟随师父学习了理发。我的刀子、剪子、梳子、电推子这些工具都是师父送给我的，它们已经被我使用了长达二十年之久。我的师父如今 82 岁了，仍然在从事理发这一工作。

到上海之后，我只是在业余时间做理发。我从未想过专门租个门面房来做理发这件事，原因是我手里没有本金。我一直在四处打工。在餐馆打工的时候，通常是在后厨给朋友和同事理发。他们给我钱我都不会要，他们就会买瓶水，或者拿个苹果、拿个梨给我。

做餐饮通常是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点钟，时长达到 13 个小时。这样的工作太累了，想剪头发都没有时间。而且你在烧菜时，身上会有油烟味和汗味。当你给别人剪头发时，就像我们师傅所说的，应该做什么像什么。你最起码要先把自己洗干净再去剪发。另外，厨房的光线不好，我们剪发都喜欢趁早，不喜欢拖到晚上。因为白天和晚上的光线是不一样的，晚上黑乎乎的，很容易剪不好，还会导致顾客跟你吵架。

你在方舱这里，这里的光线很好，上面有几个大灯，那大灯就如同一个小太阳一样，并且这些灯都是白炽灯，你要知道哦。

方舱里的医护人员 陈朝松

平时下班之后，我在居住的小区楼下摆放摊位。准备一把靠背椅，弄来一个脸盆，接着放置一个洗脸架子，然后用泡沫板或者纸板，用红笔写上“理发”。

去方舱之前，我在仁济医院从事外围工作，其性质相当于物业。我是在他人承包的公司里打工，哪里的岗位缺人，我就去哪里顶班。工作的活不多，一天大概只有 2 到 3 个小时的时间，其余时间主要就是搞搞卫生，倒倒垃圾。等事情做完后，你可以自己坐着玩手机，也可以站着玩手机。

我到这里才两个月左右，是 2 月 16 号去的。做这个工作不提供吃住，能拿三四千块钱。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合租，他们有的做衣服，是江苏人；有的送外卖，是河南人。那房子像是三室两厅，原来是国营单位的，房子建得高，至少有四米，是他们自己隔出两层的。通常干活在下面，晚上睡觉在上面的阁楼。那房子住了我们八个人。

周五（3 月 25 日），主管在群里告知：“小陈，明天是星期六，你可以休息。”次日，我一直睡到将近中午才醒来。醒来后我查看，发现他在工作群里发送了一条信息，内容是若居住的小区需要 48 小时核酸，就前往仁济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晚上主管打电话催我过去。他让我快点，我告知他我还有 2 分钟就到了。他接着说来不及了，医护人员不会等我的，确实来不及了。之后他在手机上帮我进行搜索，发现好几个地方白天有做核酸的，但晚上都已关闭，只有瑞金医院卢湾分院还有。那时都快 12 点了。

回来后我在家玩。我平时出门通常会戴口罩，以防出现意外情况。隔了一天半，在 28 号中午，我们黄浦区防控办的人给我打电话，他让我待在家里，不要出去，等会儿会有人上门给我做核酸。

28 号进行了相关操作，29 号结果出来了，医生告知仍然是异常情况。当时我询问道：“我每天在仁济医院上班，并且每天都做核酸检测，为何会出现异常呢？”

他说：“我不知道，你这是无症状感染者。”

他还说：“你自己把东西收好，等下会有车接你去医院。”

我被接到这里。我来的时候，这里的人不多。在方舱隔离，就如同在普通医院看病。平时我比较忙，现在让我去方舱医院，就相当于得到了休息。

你看，实际上我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些症状，比如头疼脑热之类的。我一直都是这样说话的，如果生病了的话，最起码精神状态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对吧？（查出来阳性）我并不担心，因为我本来就一直是一个人。

微型社会

方舱是封闭的，只有医护人员可以出入。我所居住的是世博园的地下车库，其空间很大，分为 11 个区，一个区内接近 200 人。比如我住在 A 区 408，床号是 19，床位是一排一排排列的，从 401、402、403 依次排列。卫生间是一排集装箱，有时风大时会倒灌，路过时，烟味和厕所味会一起冲过来，味道十分大。声音很吵，有在玩手机的，有在散步的，有在打牌娱乐的，有在用手机听音乐的，还有的在争两句吵两句。他们讲的是方言，别人听不懂，也不清楚具体在说什么。

我的床位 陈朝松

我在这里遇到的人大多是打工的，彼此只是一面之缘。前些天碰到一位女士，她的丈夫在我这儿理发，他们夫妻俩是安徽人，在菜场卖水果，是做老板的。他们很着急出去，跟我讲小区还能卖水果，卖完后即便少赚点，起码也不会亏本。之后她丈夫出去了，而她没出去。

隔壁床睡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小男孩，他来自兰州，在闵行的一个工厂打工。他每天早上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然后把早饭和中饭一起吃了，接着就一直玩手机，都不下床，这样过了十几天。有时候别人给他送饭来了，他还在睡觉，这时我就会喊他，说：“快起来吃饭，小兄弟。”小男孩走得很着急，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平时他洗衣服就会找我说：“叔，洗衣粉借我点。”他洗了自己身上的衣服，然后光着身子躲在被子里。等到衣服晒干后，第二天就可以再穿了。

我对面是一位做酒店保洁的，年龄在六十多岁。他自己不抽烟，然而他却在里面卖烟。比如中华烟，据他们所说，要卖到七八十元。他卖烟的时候，我能够看得见，有四五个人围着他，一包一包地在卖。他的烟不在他自己手上，必须得先说好了，半个小时之后他才会把烟取来给你，我也不清楚他把烟藏在了哪里。在来方舱之前，我就已经想到了烟，但因为害怕，所以不敢带，按照我们老家的话来说，他赚的这是一种轻松得来的钱。这个老头平日里会做一些事，比如玩手机、喝水、散步。他比较安静，不声不响的。而且他竟然没带手机充电器，还借了我的来充。

我来上海多年，和他们一样是打工的。去年我从事餐饮行业，起初还能堂吃，可受疫情影响，后来堂食被禁止，大家开始打包，再之后连打包也不行了，实在没办法。我已经五十多了，换个行业就得从头开始学，就像猴子掰苞谷，看到芝麻就捡，看到西瓜想摘，看见桃子又想摘，结果一个都没得到。

餐饮行业生意不太好，没办法，还是得按那个时间上下班，同时也要把卫生搞好。因为生意不好，老板总是看这也不顺眼，看那也不顺眼。像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打工者，有的人会看老板的脸色行事，跟着他们一起干，但精神上就会有点压抑。我觉得自己惹不起他们，那就躲得起，干脆换个别的事去做。

不久前我们曾说，在里面能有吃有喝挺好，可出去之后未必能有。我们在外面工作，都得自己去买东西吃。要是想节省些钱，那就肯定得吃苦，就会买馒头、烧饼和粥。也会吃快餐，一份 15 元，两素一荤。但一天不能吃两顿快餐，吃两顿就 30 元了，而一天总共才赚一百多。基本上就是一天吃一顿饭在外面，可能早饭和晚饭就自己煮点米汤。现在上海存在很多超市。菜场由于疫情的原因，被关闭了，被封掉了。以至于人们即使花钱，也难以买到食物。

告别的那一天

早上十点多的时候是 15 号。医生来到我的床边，让我把东西收好，接着赶紧到护士站集合，还叮嘱我不要乱跑。说完他就离开了。当时我手里拿着剪刀，正在给一个客人剪头发，之后又帮他把胡子刮了，整个过程大概用了五分钟。等全部弄完，客人扫码付了款，然后跟我说：“谢谢你啊，老板。”那天早上我一共剪了三个人，这是最后一个。剪完后，我将剪刀、刮胡刀和电吹风收纳进我的帆布袋子里。那是朋友用细帆布帮我缝制的，颜色是军蓝色，此刻已经皱巴巴的了。我的行李箱子在前一天就已经装好，接着把帆布包放在拉杆上，然后我就离开了。

我的理发工具 陈朝松

旁边的人都在玩手机，有个病友看到我要走，开玩笑说别出去了，在里面能理发赚钱。我说自己回去有事做。其实心里明白，不想走也得走，外面有人排队进方舱，不能凭性子。接着走到对面床边，跟卖烟的大哥打招呼，说“王哥我先走了，你后面也快了”。大哥正在喝水，他跟我说：“你走路慢些，有时间的话去我那里玩。”那天早上我们才加上微信，我发现他打工的地方离我很近。

我们走得比较匆忙。到达大巴上还不到十分钟，车就启动了。我在复兴东路下了车，接着又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居住的地方。在路上，一个人都看不见，只有扫地的人在清扫街道。大马路上也是空荡荡的，偶尔会有几辆防疫车和警车经过。店门都处于关闭状态，有的店门上贴着封条，有的店前面隔着一层板子。有好几栋楼会在其外围立起一圈高度达两米多的简易木板，接着铺上一层假草，以此将楼与外面分隔开来。

那天下午，房东打电话告知我不让我住了。于是我带着行李前往小区旁边的拆迁楼。那里的人说在这个地方住需要交租，且要按年支付，每月五百块钱，一年就得交六千给他，所以我又搬走了。如今我在广西南路这边的一个菜市场门口。晚上就睡在台阶上，下面垫着几个黄板子，上面再垫着一个海绵，还好现在上海的天气不冷不热。

我去商店询问了一下，得知现在一箱泡面的价格是一百多块钱，所以我没有购买。我袋子里有米，用自己的锅煮粥喝，还能维持一段时间。我睡觉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垃圾站房，这个站房是用来分类垃圾的，并且里面有水管。在距离我三四百米的前方，有一个停车棚，很多送外卖的人都睡在那里，他们都打地铺，有的用自己的衣服铺，有的用纸板铺，有条件的会弄一个小帐篷。他们那个地方很不错，有电也有水。我不过去那边，因为他们先去的，地方占得差不多了。

我头顶有个类似棚子的东西，它比门往外延伸了三四米。晚上下雨时，我原本睡在对面，被雨浇醒了，然后迅速搬到了这里。

我在外面的生存能力较强。在上海这些年，有时我会去麦当劳、肯德基感受生活。那里有一群人在那里吃住，他们是来上海流浪的。我会和他们一起吃，一起睡。以前有些麦当劳有类似沙发的、靠墙的长椅，去晚了就抢不到了，我通常会找偏一些、光线暗一些的墙角坐着。

有的老板提供吃住，有的只提供吃而不提供住。对于那些不提供住的，我就住在朋友那里，有时也会在公园里过夜。那时候因为年轻，抵抗力比较强。有几年我住在南京东路，那是老板租的房子，面积不到 20 平方。上海有很多老房子，地板不是水泥的，而是木头的。回去走路时需要踮着脚，不能用力过大，因为楼下住着人，要是回去晚了，别人在休息，就会投诉你。

上海这个地方呀，与在家里不同。遇到长辈、左右邻居时，还会打个招呼呢。可有时候跟别人讲话，别人却睬也不睬自己。我通常在外面租房住，他们（室友）吃饭时喊我一起，我就会说谢谢你们，让你们先吃。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做菜了，锅呀灶呀的，不太好去借别人的。以前是在厨房后面，用老板的锅和灶给自己做着吃。

我喜爱唱歌，时常会唱上两句。我的朋友常常对我说：“老七，你具备登上《星光大道》的能力呢，不然的话我帮你打个电话，去那儿当个笑星吧。”我在家中排行老七。我能够学会鸡叫、猫叫以及狗叫，因为我小时候是和我三哥一同在农村长大的，我学得极为相似，平日里他们听完之后都会感到很开心。

到上海之后，我通常不会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患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倘若你学那猫叫或者狗叫的声音，会把别人吓一跳。本文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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