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 2 日，我校外国语学院与《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共同举办了“外国文学原理与当代文学话语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校党委书记蒋洪新是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为我校潇湘学者特聘教授，他们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我校外国语学院院长曾艳钰进行主持。

蒋洪新发表了开幕致辞。他热烈欢迎各位专家的到来，同时衷心感谢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的一大批名师大家。他对陈众议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本次会议主题“外国文学原理研究”既是陈众议多年精心思考、详细论证的成果，也是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他强调，陈众议教授在学术上能够将中西的知识融会贯通，做到广博与精深相融合。他既在拉美文学领域深入钻研，又对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修习。他的学术体现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爱国情怀。

陈众议感谢各位师友的到来。他指出，当下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萎缩趋势变得更加严重，读者群体在不断减少，外语要退出主科的呼声也很高。他认为，这一危机的关键主要在于学科还没有从粗放式的引进转变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集约式吸收。他强调，外国文学应该回归经典，外国文学学科需要重新开始，只有不断调整的学科才能持续发展。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开始进入主旨发言阶段。有 19 位发言人先后参与。他们围绕着五个主题展开讨论，这五个主题分别是文学原理学的话语建设、文学经典的当下意义、外国文学学术体系及学科体系建设、西方文论与百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的辩证之维。并且，会议发言既在线上进行，也在线下进行。

在文学原理学的话语建设领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傅修延教授以“嗅觉感知与中国伦理话语的形成”作为题目。他以屈原等作家的作品为例子，表明中国的伦理话语和嗅觉感知有着紧密的关联。他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小说的叙事功能已经比不上蓬勃发展的影像艺术了。而从气味这个角度入手，被莫言等作家视为能够扭转小说颓势的希望所在。

浙江大学的聂珍钊教授以“文学理论的危机与文学原理学研究”作为题目，他指出在当代，文学和文学研究方面接连出现了作者、文学以及理论的“死亡”情况。深入探究其根源，在于理论失去了效力。所以，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是文学理论的创新，然而这种创新并非是对现有理论的修正，而是对原理的重新构建。他引用陈众议的说法，表明重构并非修正，而是进行更新迭代，即要“重构与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学原理”。

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建军教授觉得“外国文学原理”是个极具挑战性且全新的理论命题。他接连提出三个问题，其一，我们该怎样看待外国作品？其二，我们怎样去定义经典，尤其是外国文学经典？其三，我们如何看待外国文学中的道德？他认为这些都是与“外国文学原理”紧密相关的问题。而直接触及现实问题的“外国文学原理”有形成我们国家研究热点的可能。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查明建教授以“文学的世界性与共同诗学的可能性”作为题目。他指出，人性具有普遍性，情感存在共同性，审美心理有类似之处，表达也有相似性，文学观念能够进行沟通等，这些都支撑着文学的世界性。同时，数字人文与文学相结合，将会把“共同诗学”的探讨引领至新的境界。

在当下对于文学经典的意义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建华教授以“从托尔斯泰学看经典作家的当下意义”作为题目，他指出经典作家仍具有影响力，托尔斯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中国在托尔斯泰研究方面一直比较薄弱，这就需要研究者积极地拓宽视野，去涉足跨学科以及跨界的研究，以实现研究的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的彭青龙教授以“数字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四用”作为题目。他指出，外国文学学科正面临着国际关系上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的危局。因此，外国文学学科应当具备大格局，在研究工夫方面，要在古为今用上加大力度，在洋为中用上更加深刻，在科技新用上更加包容，在学以致用方面更加务实。

中国人民大学的郭英剑教授论述了文学在人类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塑造方面的作用。他表明文学作为社会文化构建的媒介，一方面能够塑造和强化民族与文化身份；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揭露社会的不公与压迫，塑造多元且深刻的人物形象，以及创新叙述结构和文体，来对社会规范进行质疑和重塑。

在外国文学学术体系及学科体系的建设上，延边大学的金柄珉教授将研究重点放在中韩文学交流史方面。从东亚的视域出发，从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共同主体性，以及跨界叙事，还有主流话语与共同话语这四个方面入手，去探讨在新时期我们该如何进行学术话语的建构。

浙江大学吴笛教授从以下三方面着手思考中国特色外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一是外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二是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科的科学特质；三是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科的话语建构。陈众议教授所引领的外国文学基础原理研究，就像聂珍钊教授所引领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一样，是建构中国外国文学学术话语的重要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高旭东教授梳理了当代中国文学及文论研究的问题，指出存在以下情况：一是文学史分布不合理；二是基本概念混乱且出现偏差；三是引入文论存在片面性。他认为，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所具备的整体性全面性，应与西方理论的片面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以推出独属于中国的理论。

在西方文论以及百年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张隆溪对“西方文论的兴衰以及建立比较诗学的意义”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过去引入的西方文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也存在着局限性。在后理论时代，中国学者一方面要建立起自己的文学话语，另一方面也要持续吸取西方合理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比较诗学，这样既能够同时保存二者的优点，让它们能够相互补充，又可以让中国的理论话语变得更加完备且深刻。

浙江工商大学的蒋承勇教授对促使 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繁荣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表明科学精神的蓬勃发展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繁荣的重要背景。同时，印刷技术以及报刊发行事业的发展是现实主义小说取得成果的重要基础。总的来说，文学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有着紧密的联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郑体武教授对当下文学史研究中被忽视的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一，宏大叙事较多，而细节相对较少；其二，文学转型过程中的斗争需要得到重视；其三，文学生活和文学风俗也未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些方面都是后续文学史研究可以着力的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的耿幼壮教授对西方文论在中国所遭遇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一，西方的理论史呈现出零散且不完整的状态；其二，对于国内学者以及前辈学者的译介和梳理方面做得不够；其三，西方文论在中国呈现出来得快且去得也快的特点。总体来讲，学界在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上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空间，研究者应该怀有真正的热爱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德研究员在外国文学研究的辩证之维方面，以“文学的边界”为题目。他关注现代文学的产生与翻译，对中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分析，也剖析了不同阶段的特点。同时，他提到文学批评很重要，翻译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他认为，我们既要关注传统文化，又要开拓视野，重视文化交流、文化自信和文化共建。

清华大学曹莉教授将目光聚焦在文学批评的功能与未来之上。她明确指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史共同构成了文学研究的三大组成部分。19 世纪的阿诺德，在 20 世纪，艾略特、利维斯、弗莱等人，都试图借助文学批评来确立关于文学、文化和生活标准的相关主张。而赛义德等人则提出，文学批评应当具备更强烈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她最后提出，要通过借鉴前人观点走出文学危机。

武汉大学罗国祥教授以“西方文学辨证本体论：文字、文学、文化的交织生成发展”为题目。他梳理了西方拼音文字文化，梳理了一神教民族的二元对立思维，梳理了古希腊与西欧辨证统一思维。他分析了文学辩证本体论，介绍了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交织生成，介绍了西方各种作品的交织生成，介绍了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交织生成。

南方科技大学的王立新教授将研究重点放在希伯来经典中关于女性书写的方面。他指出，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希伯来经典毫无疑问是展现父权制和男权中心意识的一系列文本。其双重叙事表现为：一方面呈现了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对男权侵害女性的行为进行了控诉和批判；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女性对男权宰制的抗争，对女性英雄人物进行了赞颂。

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依据歌德的观点来论述“全球化与世界文学”。他指出，在歌德之后且 1848 年革命之前，“世界文学”起初是一个关于交往的概念，随后才慢慢演变成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文学经典的构建。这与文学概念自身的变化存在关联，在整个 19 世纪，“世界文学”的诸多含义是同时存在的，而现代“文学”概念尚未占据主导地位。

会议最后，陈众议教授向各位特邀嘉宾和与会学者再次表达了感谢。他表示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今后能进一步深化外国文学原理学研究。同时，希望推动外国文学学科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助推学科重新出发，冲出危机。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陈众议教授近年来加入我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他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担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评委会召集人以及西班牙皇家学院通讯院士等职务，还曾担任过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教授致力于外国文学原理学的研究。他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极高原创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本次会议既体现了这种反响，也充分证明了我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直在不断探索前沿，始终致力于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