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我正在北大攻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有一位朋友赠送给我一本当时刚刚出版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在那时候，北大的校园里挂满了彩灯，各种庆祝百年校庆的活动开展得非常热烈。这本崭新的教材恰好与当时的氛围相契合。教材的主笔者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精英。其中有我的老师，也就是比较文学学界的泰斗乐黛云老师。还有当时所里年轻的优秀人才，像陈跃红、王宇根和张辉老师。时间过得很快，今年暑假高兴地得知《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二版出版了。拿到新书后仔细地翻阅，这才发觉，不知不觉中这本教材竟然已经陪伴了我 16 年。

1999 年毕业后我在高校任教。我给本科生和硕士生主讲比较文学课程。从那时候起，《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就成为我常常查阅的书目之一，也常常向学生推荐。实际上，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内比较文学事业蓬勃发展，涌现出 20 多种各式各样的比较文学教材。我曾参与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种比较文学教材的相关工作，包括构思、论证、讨论、撰写以及统稿修改，对此深知其中的艰难与滋味。例如，要确定教材是普及性教材还是研究性教材；是更注重以学生学习为本位的实用性，还是更注重学科自身的学理性；还要思考如何分配学科史、研究范式、新近理论和研究案例等问题。

众多教材里，《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一直独具特色，很难被其他的替代。这本教材之所以叫新编，是有接续乐黛云先生 80 年代广为流传的旧著《比较文学原理》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新编》一书无需从比较文学的基础知识说起，其他教材要花费很多力气去应对的这部分内容，它直接就跳过了。《新编》总体上不是那种平铺开来、面面俱到的格局，而是呈现出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纵深式格局。具体而言，《新编》的着力点较为集中。其一，在第一章中，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去探讨比较文学的发展；其二，在第五章里，辨析比较诗学的跨文化阐释方法。《新编》主要聚焦于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方法论以及学科前景的深度挖掘与拓展，其知识涵容量较大，说理性和论辩性都比较强。当年我使用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将其用于拓深思路。

另外，《新编》里有一些有趣的例子，这些例子是我在十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多次借鉴并且反复使用的。例如，乐黛云老师用西方文学、中国诗学以及印度佛教中都出现过的“镜子”这一比喻，来表明从多种文化的文本去研究某种共同的文学现象，有时会得出各不相同且意想不到的结论。镜子依然是那个镜子，然而在对镜子的理解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存在着千差万别。这个例证很生动且有说服力，乐黛云老师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论证特点，即兼容东方和西方的观照角度以及比较视野。在第三章中，张辉以范存忠先生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为例。兼具汉学家和梵文学家身份的西方学者威廉·琼斯，将中国的伏羲与印度古史里的菩提氏视为同一个人。他还把《论语》里孔子的话，解读得如同受到上帝启示的西方人的宗教领悟。像这样的种种情况，都鲜活地表明了在文化的影响和接受过程中存在“创造性转变”，甚至“创造性叛逆”。

《新编》第二版延续了第一版的教材撰写思路，并且有新的见解。新增添的第六章纳入了近年来讨论的热点内容，其中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关系，特别是世界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异军突起的情况。陈跃红老师撰写了第六章。他在比较了陈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本身的国际性特征之后，着重明确了中国学术界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自省和学术担当。一方面，要超越学科固有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自觉地反省并突破比较文学从西方整体挪移过来的学科观念、价值和结构，不能照抄照搬；另一方面，也要呼应跨文化时代的文学对话。当然，重点明显在前者。本章有很多尖锐之辞，例如西方开始流行环保和生态批评后，我们就试图给托马斯·哈代和陶渊明这样的中外经典作家与诗人“穿上一件绿色环保的新衣”。陈跃红对这类不加以批判而盲目跟风欧美理论时尚的做法，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讥讽，他希望能警醒非西方学者，不要以借鉴为借口，而做出盲从的行为。钱钟书著述被一再引用，其中包括陈跃红老师近年对钱钟书方法论的论证和研究，这印证了他始终牢记要立足中国自身的古老传统资源，以自身真实的学术境遇为基础，在完成适度的现代转型之后，去在实践中构建自己的学术主体身份、范式结构和方法论体系。这样的学科自省和重建意识若推广至中国以外的非西方地区，如印度、阿拉伯地区，其更宏观的目的是为学科的现代发展构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面向不同地域以及不同发展程度的族群，具备核心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思路

近十几年来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发展迅猛，凭借解构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的版图，将文学经典的疆界不断拓展，呈现出一种极具威力、势不可挡的态势，仿佛能战胜一切。而像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前代遗老，竟然还宣扬所谓的“西方正典”和“审美自主性”，只能独自在经典的悲歌中缓慢前行。当西方人大肆对他们自己的经典传统进行解构，并且推出广泛传播至五大洲的“世界文学”概念及选集之时，我们究竟是应该为了“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看似的大势已去而欢欣鼓舞，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去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以及学科问题并进行自我反省呢？《新编》第六章在这方面表明了冷静的态度。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这件事上遭遇着双重难题：一是外来的西方经典怎样进入本土语境；二是本土经典怎样跻身世界文学经典之列。这两个难题的解决都需要实实在在的经典诠释，并且要重新置入中西方语境进行文学比较，绝不是一句“经典已死”就能够轻易解决的。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学科曾经被“硬”拉在一起，如今恰好能够实现无缝对接。

如今已到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千年已然到来，它带给我们的既有新的语境，也有那些不能够一次性彻底解决的老问题。展读《新编》的初版与第二版，我认为，无论是业内的学者学子，还是业外的人士，这部教材的前世今生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见证了 16 年间比较文学在高校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在国内兴起并逐渐壮大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映照出新世纪以来国内比较文学界对国际热点问题积极作出回应和反馈的情况。

本文原载于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八期）

乐黛云、杨慧林 总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二版）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

978-7-301--1

北大外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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