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简介

“比较文学原理”这门课程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 2021 至 2022 学年的春季学期，由北大比较所的张沛老师进行讲授。此课程在课程设置方面一共分成了三个大的板块，分别是学科概论、定义与历史以及经典选读。在前三周的“学科概论”以及“定义与历史”版块中，张沛老师向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介绍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定义以及其发展历程，还有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学科常识。之后的课程则完全以经典选读（中英文）作为核心，张沛老师带领同学们深入到比较文学经典巨著的幽暗森林之中，像是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乔治•斯坦纳的《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等等。张沛老师针对“人文与政治：此在的超越”这一关键词，向同学们剖析了经典文本背后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史意义。一个学期的文本细读过后，张沛老师通过言传身教向同学们展示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语言的重要性、文本的重要性、方法的重要性以及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比较文学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还应成为我们在“自我中看见他者，在他者中看见自我”的人文之道。本课的助教分别是北大比较所的博士研究生陈瑶和硕士研究生张灏洋。

期中报告

本课程期中报告要求你挑选三种中文教材以及一种外国比较文学教材，从这些教材中引发你所感兴趣的问题，例如去探究国内外比较文学教材在对希腊 - 罗马传统以及女性问题的处理上有哪些不同等。论文的形式没有限制，像论文、小说、戏剧、书信等都可以，只要能够切实体现出你的问题意识就行，并且字数不能超过 3000 。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和张辉共同编写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是 2014 年。

· 张沛：《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杨乃乔于 2014 年出版了《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西方教材：任选一种

期中报告选录

虞彤菲 北大中文系2020级本科生

比较文学：自反之思与远瞩之忧

比较文学是一个需要进行自身反思的学科。它与其他学科相比，有着更强烈的内部焦虑。同时，它也更善于以不断自我重构和延异的姿态来观照自身。也就是说，作为“元”学科，它自身的本体、方法、对象本身就是这一学科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本报告希望从几部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脉络着手，去探寻中外学者们是在何种脉络中锚定比较文学的学科本位的，同时也要探寻他们对学科未来发展作出了怎样的前瞻。

美国学者韦斯坦因所著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在 1987 年出版。此时，比较文学在西方已成为基本稳定的学科，且具有了基本稳定的方法。从影响史的意义来看，这本书应当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供了部分思想和方法论资源。当然，仅靠一个单独的例子，不能有效地去探寻中国学者怎样吸收（异质性的）西方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以及进行移植和本土培育的过程。篇幅受限，本文仅能从学科自我定位的角度，对中西学者的论著做一个简略的比照。《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序言提到，全书始终都在努力阐释某些特定的观点与概念，在作为一个学科的比较文学中的具体应用情况。这部作品从“比较文学的定义”着手进行论述，首先传达出了对学科自身本体性（包含“理论”“批评”或“史”等方面）的一种焦虑。在对概念不断进行辨析的过程中，作者试图把民族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世界文学的上升脉络梳理清楚。欧美学者主要的“问题”并非统合不同话语，而是为话语（如文学、文化、思想等）划定“可比较”的范围：要区分不同文学，以及区分“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要明确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比如民族、国家、语言等？）被划定。然而，在这本书里，其学科内部的焦虑依然是“对象”和“方法”方面的，并未对学科的有效性和价值进行根本的质疑。西方学者认为关系史是自在的，比较学者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整理。但对中国学者来说，比较文学的话语和对象对于自身文化是异质的，所以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考察包含了更复杂的自反性。

狭义来说，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关系史”。而广义来讲，只要是人类的精神、思想活动产生了对话和交流，就有比较文学可以施展的地方。张沛老师在《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序言中提到，比较文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分别是译介和阐释，以及前者中的文学 - 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有把前者上升为理论并进入新一轮文化互动。第一个阶段是自在的译介阐发实践；第二个阶段是自觉的关系史研究；第三个阶段是自为的比较诗学。这三个阶段恰好展现了“比较文学”的特点，它在不断的自我反思和实践中，从不同的文化里获取资源，为文化的沟通、互动、对话提供了视野的拓展和理论的新活力，并且在更高的层面回归自身。张沛老师提及：“比较文学的‘此在’属于一种自身反思的运动历程。凭借自身反思，比较文学得以深入自身并达成了自身。……自我不再是具有本质性的实体或主体，而是某种处于动态的过程。”按照张沛老师的意思，“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精神实体，凭借自为的“否定之否定”，开展螺旋上升式的反思与实践。张沛老师在此基础上，以选文集的形式为比较文学生成了一篇内容。这篇内容如同“无言之论”，虽未用言语直接表达，却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它通过选文集的形式，为比较文学这一领域带来了独特的贡献和影响。上篇引用了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的数篇思想界论述的选段，借此阐明了这一学科的原型和先声；中篇依据时序，引用 19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著名论断，对西方比较文学的学术史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下篇选取了中国 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关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论著，以及中国初代比较文学学者对学科的探讨。

事实上，“下篇”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在资本主义学术分工的意义上对“比较文学”进行阐释。它仅仅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互动和理论反思。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性，所以“文学比较”或者说“文化对话”在现代化初期就自然且自觉地出现并理论化了。中国比较文学的起点在于对自身存在性危机的处理，它先天是在“我”（作为东方整体传统）与“他者”（作为西方整体文明）这二元之间构建而成的。这既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盲视之处，或许也可视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机遇所在。中国学者沿用了西方的概念和话语，因而需在这一语境中停留：我们不能凭借他人的话语来讲述自身，并且“怎样讲述”就是比较文学本身的目标。我认为，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第三世界自身的文化史和文化关系史怎样在学科内部获得自身的话语主体性，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要素。乐黛云先生预言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用现在的眼光看或许稍显理想主义，但确实窥见了这一学科目前所亟需的东西。比较文学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话语。我们怎样去寻找自己的话语，以“相互主体性”的姿态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和碰撞，这是第三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进入乐黛云老师等人编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可以看见全书从历史与经济基础的角度开始，对二十世纪转型时期的文化危机背景进行了剖析，并且在价值论（而非仅仅是本体论）的意义层面凸显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意义。书中表明：“若将比较文学定义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那它必定处于 21 世纪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倘若过去的比较文学主要存在于以希腊、希伯来文化为主要来源的欧美同质文化之间，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文学毫无疑问会以异质、异源的东西文化作为活动舞台。”异质文化间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只是中国比较文学所独有的特色，它还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比较文学迈入崭新阶段的历史标志。从这里能够看出，中国学者希望把比较文学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并且让它作为一种实践来展开跨民族、跨文化的对话，凭借“出位之思”为当下的文化危机提供解决办法。本书之后列举了数条比较文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此处不再详细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把“当下的问题”置于首个章节，并非从“起源”角度对比较文学进行彻底溯源。在全书的最后（在介绍完学科定位与学科方法论之后），更是进一步，开始探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专业的整合、建构与重构，并且对 21 世纪的比较文学进行了展望。这一本教材同样讨论了比较文学的定位与前景，不过它更为接近具体的、形而下的历史现实，把比较文学的学科本体确定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方法或理论视域。

前两本教材从不同意义上寻找“比较文学”的学科本位，一本从理念意义，一本从历史意义；杨乃乔老师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更注重对比较文学内部知识谱系的梳理。全书包含“发展论、本体论、视域论、学派论、方法论、范例论、翻译论、诗学论、思潮论”九个模块，是一部像百科全书一样的教材。本质上，本书倾向于从内涵与外延的角度去界定比较文学，并且尝试为比较文学构建一个树型的话语框架。当然，不能说“百科全书”式的编写模式缺乏观点，而应说材料的选取就是观点的体现。在“本体论”部分，文中明确指出：“比较视域就是比较文学的本体。……比较文学研究的立足之本是本体论而非方法论。”因此，在“何者是比较文学”以及“何者是比较文学的方法”的意义层面上，只要“视域”的本体依然存在，就能够没有固定的规则，进而使得“比较文学”这一概念之下存在着一个复杂且动态的话语场。

中国学者在探寻比较文学的学科本体问题时，一方面努力紧跟现代学术的前沿；另一方面努力寻找一种能确立自身文化话语主体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学者希望以“异质文化的交流”作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展望，以此在学界的历史脉络中确定自身的位置。区别在于，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的精神实体，还是把“比较文学”当作在具体历史场域中不断建构和重构的话语体系，亦或是两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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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点评

张灏洋北大比较所2020级硕士生

观察很敏锐，察觉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中的真实问题。西方一直围绕着一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也就是从体制化的角度来思考比较文学。从法国学派开始，到韦勒克提出危机，再到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提出区域研究转向，每一次西方比较文学的变革都在关注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论究竟是什么这一现实问题。中国比较文学从起始阶段就处于文化互动以及对主体性进行形而上认知的状态。比较文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如同你所言，局限于对他者话语的运用。也就是说，中国自然而然地让自己陷入了二元对峙的境地，进而提出面对二元对峙的态度。提倡跨文化对话，实际上是在向西方传达某种信息。中国在我 - 他体系中属于那个“他”，要尊重他者，实际上是在为自身谋求尊重。你指出要有真正的相互主体性，这一点很好。然而，这也并非易事。要与西方进行对话，首先需要入场。但入场之后，如何继续保持或者回到自己的主体位置，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事实上，在西方，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打破西方中心的思路，却始终无法摆脱西方中心的囚笼。以自我的位置去发现他者，最终看到的他者依然是自我眼中的他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比较文学能否得到他们的尊重，以及他们在看待中国时所看到的是否只是某种“后殖民性”，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你的观察很棒。总结清晰且有深度，把握也很到位。尤其在最后，你指出了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微妙的张力，概括得极为精确。

如果仅有作为精神实体的前者，那么比较文学就无需构建为学科。然而，当中国的学科将前者纳入具体的语境之中时，这种落实的确切程度似乎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比较文学话语在中国被构建成动态的场域时，中国的比较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比较视域所带动。对意识的关注或许比实践更为重要，尽管按理来说它应该是一种实践行为，但目前实践行为只是用意识搭建起来的框架。仅仅依靠这个框架，是不足以知道到底该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带动这个意识，以及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实现跨文化对话的。实践以及响应对象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正如你所说，是西方比较文学的特点。中国不断重构的话语体系，或许处于精神实体与西方具体导向的中间状态。目前，中国在引介比较文学学科方面与西方当前样态存在脱节，这也成为了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中国坚持以跨文化对话的主体意识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且是我们主体性的立根之处。关键或许在于，要让这份主体性在面对西方转向区域研究和身份政治等文化研究领域的趋势时实现再语境化，而不是在坚持主体意识的思考下原地踏步。这些都是中国比较文学未来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你的领会很深刻，思考很深刻，分析也很深刻。你对学科的情况有真实的理解，也有真实的关切。这是一篇很优秀的作业。

陈瑶 北大比较所2020级博士生

很喜欢你的这篇论文，论述的逻辑很清晰且自洽，对于教材的把握也很到位，能够轻松应对关键要点。结尾处或许稍有欠缺，比如螺旋上升的精神实体以及不断“建构 - 重构”的话语体系怎样能相互配合、形成有力态势呢？否定之否定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建构 - 重构”的过程，那么精神实体（像绝对精神或世界历史精神这类）与话语体系真的形成了对话关系吗？话语体系仅仅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仅具名称的能指游戏吗？当用到抽象且概括性的概念时，就需要格外小心地去辨析和使用它们，要尽量让概念的指涉清晰明确且准确，同时也要确保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过总体而言，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

张百薇北大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

比较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是什么？

自十九世纪初开始采用“比较文学”这个名称，到如今比较文学已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比较文学工作者该往何处去”似乎依旧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说，在学科本体的层面，哪些应该被纳入研究范围，哪些是属于比较文学之外的呢？在宏观层面，哪些领域还有待开拓？哪些任务还未完成？在时代与社会中，比较文学研究肩负着何种责任？

在《比较文学》里，基亚没有单独为这些问题设置一章。他只是在讨论各细分领域的研究方法时有所提及。在这本书中，他先是把比较文学定义为“国际文学关系史”，接着从总体上把比较文学工作者的使命确定为，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处，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相互渗透。他指出，研究对象是确定的，即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影响历史；研究方法也是确定的，即实证主义的影响研究。接着，他提出了七类应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围内的对象，分别是世界主义文学的传播者、文学类型历史、题材演变历史、作家接受与影响、外国方向来源、重要思潮、国家形象。

他针对这些研究对象，分别阐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指出了有待开拓的领域。基亚的答案更侧重于法国学派内部的问题与成就，着重对学科本体意义上的学术前景进行讨论，在教学过程中，他也更注重直接的方法论。从空间角度来看，对于在巴黎大学讲台上的基亚来说，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从事比较文学工作的那些法国青年”。他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法国学派对年轻一代的期望，这种期望难免会受到民族性的影响。法国高等教育界在教学领域的保守倾向或许导致基亚论述中问题与时代意识淡化

与基亚形成对比，《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着重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的时代使命。此书的第一章以“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的新发展”作为标题，把比较文学定义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并且指出，在文化处于危机时刻，比较文学工作者应当义不容辞地充当“新人文精神”的先锋，为“多元文化共处”作出贡献。《新编》指出，在新世纪，比较文学可能会在以下五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异质文化的沟通；二是文化内层的揭示；三是总体文学的趋势；四是翻译研究；五是跨学科研究。并且，在方法论、研究领域以及近年兴起的比较诗学和世界文学的章节中，《新编》也分别对当下的研究成果以及仍需深入探索的领域进行了总结。二十世纪末，对于以乐黛云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比较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需要去进行论证，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争论需要去解决，同时比较文学在中国该如何自处也变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比较文学原本就带有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来说是极不友好的，并且比较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缺乏自然的结合点。政治运动致使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传承几乎出现断裂的情况。比较文学如同其他现代学科一样，需要再次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与此同时，传统“文以载道”精神所产生的影响，让学者们不能对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债务和遗产予以忽视。另外，二十世纪后期各个学科普遍呈现出交叉研究的倾向，以及人文领域内跨文化研究开始兴起，这些在《新编》的预判当中都有所体现。《新编》所提出的使命，一方面不仅局限于学科内部；另一方面更是年轻一代学者的时代责任与社会使命。比较文学的未来，一方面不仅在于学科自身的建设；另一方面更在于中国文化的发扬，乃至世界文化的和平与发展。

《比较文学概论》以比较文学的发展作为全书第一章，在该书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述。《概论》出版时间比《新编》稍晚，它继承了对多元文化语境以及近年兴起的文化研究的关注。然而，《概论》把中西方比较文学发展史提到了发展章节，不像《新编》那样将其放在单独的第二章。《概论》增加了关于比较文学在 21 世纪文学研究中走向的论述。在论述西方比较文学史时，《概论》要求留意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在讨论比较文学与 21 世纪文学研究的方法时，《概论》侧重于 21 世纪的文化交流与冲突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并且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指出了比较文学作为对话桥梁的重要性。《概论》在比较文学的定位方面，首先着重强调了学科的独立性。接着指出，该学科应当运用丰富多样的方法。最后明确，比较文学在 21 世纪的使命是“树立文化观念”，并且要成为“对话和沟通的语境以及操作平台”。在关于本体、视域、学派、方法、范例、翻译、诗学和思潮的章节中，《概论》也对这些相应领域的成果与不足进行了总结。《概论》的篇幅比《新编》长，所以它有更多的空间来对比较文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更全面的阐释。《新编》突出时代意识与民族使命感，而《概论》一方面继承了这种精神，另一方面回归了学术自身。因此，《概论》对比较文学工作者有期待。在宏观层面，期待他们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在微观层面，则期待他们回归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比较文学基础读本》有自身独特的结构，与以上三本教材相比，它给出了风格迥异的答案。它通过选编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比较文学相关研究的论述，从时间的维度，历时性地呈现了在不同历史阶段比较文学的定位与使命。十八世纪比较文学开始发展的时候，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们还没有完全从“自在”状态转变到“自觉”状态，并且比较文学通常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所以，当他们谈及“未来”时，所指的是人文主义的未来、现代文学的未来或者世界主义的未来，而和比较文学没有关系。十九世纪时，比较文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构建专属于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这一阶段的著述把精力放在规范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对后来者的期待主要集中在学术内部。随着现代化不断地扩展和深入，比较文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渐渐意识到回应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此时，学者们期望通过发展世界文学来应对“全球化”。然而，所谓的“世界”实际上是欧洲中心的世界，亚洲与非洲的文学还没有进入比较文学的视野。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普遍有所提升，并且开始有目的地纠正“西方中心倾向”。1959 年，韦勒克以“比较文学的危机”这一名称，对传统影响研究里的“文化扩张主义”进行了批评，同时提出了平行研究的方法。1963 年，雷马克再次提及“危机”这个名称，一方面肯定了平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合理的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交叉科学”的观念。此后，比较文学主要的方法为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比较文学主要的研究趋势是“交叉”或“跨”。在二十一世纪，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开始留意后现代危机，并把文化研究当作研究的一个重点；中国比较学者的观点在《新编》和《概论》中有着较为完整的呈现。

但是，在上述教材观点之外，我存有一种未得到解答的疑惑。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单位一直是以地域作为划分依据的国别文学，也就是民族文化。在近年“跨越性研究”的浪潮里，仿佛“跨越”必然有“出发”之处，也一定会有“到达”之地。比较文学从诞生开始，所追溯的过去属于民族和语言，而非某一个体。作家研究往往被视为某一民族的代表。然而，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中，是否存在边缘的、异质的个体呢？对于那些“居住”在文化“边境线”上的个体，“跨越”是否可能成为一种状态？并且，比较文学的工作者是否有可能在国别与民族之外，为这些精神上的“离散”者开辟出一个新的精神生存空间？或者说，时代与社会之外，是否仍然存在比较文学？

助教点评

张灏洋北大比较所2020级硕士生

梳理了几本教材的重点以及其生成的背景，言简意赅；对不同比较文学工作者的问题意识把握精准，对他们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潜在思路 - 现实导向归纳精确；可以说吃透了教材，做得很出色；最后的问题尤其深刻。你所追溯的情况是，比较文学从诞生开始就肩负起了时代的使命以及民族的使命，所以比较文学学科确实不会将任何具体的个体当作目标。然而，这并非答案的全部内容，在每一位比较文学工作者的手中，比较文学都能够具有不同的意义。比较文学学科从起始之时就与离散 - 流亡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课程后续会读到的奥尔巴赫以及库尔提乌斯，在二战这个时期，他们都是流亡者。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因对西方文明的衰落而产生了黍离麦秀般的感慨，进而写成了宏大的著作。他们在异国他乡实现了招魂的意图。我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上，还体现在他们自身的生命状态方面。离散 - 流亡者的写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比较文学行为”，这种行为跨越了边界，或者在边界之上徘徊，错置了时空，同时也在追怀正统。他们处于离散的状态，遭受着与生俱来的文化带来的切肤之痛，与所到之处的他乡之愁格格不入，未曾出发也未曾抵达，在边界线上被拉扯推揉，从而成就了生命意义的视域融合。写作成为应对生命的一种方式。在此，比较文学如同道成肉身，从学科的角度重新以文学的形式展开。文学本身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比较文学如果不面对生命本身，那还能面对什么呢？比如当下很热门的华语语系研究，华语作者，像马来华侨以及台岛的二代移民，在国族想象与认同方面，还有在文化皈依方面，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是花果飘零，要么是灵根自植。

这难道不是一种“比较文学”的图景吗？自然也是比较文学工作者能够研究的对象。王德威教授的《后遗民写作》在这方面做出了精彩的判断且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可以参考他早年提倡华语语系时的三篇论文，这些论文被结集为一本名为《华夷风起》的文集。香港具有相对独特的离散 - 后殖民状态，周蕾教授的《写在家国之外》以及陈国球教授编的《李碧华与香港文学》可作为参考。另外，作为移民后代的美国华裔作家，如汤亭亭和谭恩美，还有主动移民的高行健和哈金等，这些也是不同的视角。然而，目前西方学界和中国学界对这些作家的阅读都带有各自的社会政治立场，在我看来，缺乏对他们生命状态本身的关注。我认为如果有一批专门属于比较文学学科去面对的对象，无论是作家还是文本，那必然是那些活出了比较文学式生命状态的人与他们的写作。这些对象无法被时代或国族文学收编，也不愿意栖身于任何一种总体性流离失所的个体，比较文学就应该去面对这些对象。从理论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不太现实。我会将“比较文学”称作“边界线”上的人的精神生存空间。比较文学存在于他们的个体生命里，并且应当面对和回应他们的个体生命。

陈瑶 北大比较所2020级博士生

同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继续思考。其一，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定位问题，若仅进行个体研究，那么比较文学中的鲁迅研究怎样与现当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相区分呢？其二，若只是做平行比较，例如比较鲁迅与大江健三郎，是否会陷入自说自话、不“科学”的困境呢？第二，在 20 世纪，文化边境线上的个体是以流亡者的身份存在的。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文化边境线上的个体或许会越来越普遍。如何界定谁是离散者、跨越者，例如留学生，他们能否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比较文学通过比较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存在比较即为比较文学吗？

附：

期末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