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和研究机构曾是文学经典化和去经典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近百年间情况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20 世纪以来，学院评价的地位被文学奖项以及媒介和市场的联动所取代，这已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后者在文学场域中所展现出的压倒性优势仍在持续扩大。资本与技术相互勾结，大众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主义为其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如何顺势而为、追求卓越，占据文学场域的最高位置，或许可以算是一种突破。而我在此要着重提及的是文学原理学批评。它是学院派在文学方面的立场、文学的观念以及文学生态的核心体现。

大众消费文化与经典解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时，西方学者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艺术的非人性化》及《大众的反叛》里正式提出了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消费社会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文化会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几千年来由精英阶层所建构的文明传统。当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以社会精英的立场来批判大众文化和大众社会，这与巴尔扎克曾经以封建贵族的立场批判法国社会的行为相似。然而，前者的片面性体现为，其认为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大众，而是在于资本以及由资本制导的消费主义。

西方现代派为抵制消费主义和艺术商品化，开始走上一条复杂多变的道路：从乔伊斯到毕加索，那时候标新立异的现象很普遍。但奇怪的是，他们不但没能阻止艺术消费主义的大潮，还让自己很快变成了很受欢迎的商品。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强有力的解构、重构、再解构之后，已经没有人能肯定地说文学会怎样、经典会怎样。文学概论和文学原理的著述数量众多，然而大多彼此相似或相互矛盾。例如：近些年成为热点的“世界文学”及其原理，表现得相当令人不满意。

从歌德到卡萨诺瓦、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的起源在 19 和 20 世纪流淌。它已经发展得极为宏大，形成了一股热潮。然而，对于什么是“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却如同云雾一般难以捉摸。首先，人类各个民族的文学总和就是世界文学，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毋庸置疑，也不需要用引号来强调。其次，歌德在 1827 年产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构想。他认为，现在民族文学已不是那么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每个人都需为加快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所说的这个“世界文学”是需要加引号的，因为他的这种理想主义构想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得十分清晰。在他们的观念里，“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备了世界性……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接着，所有文学的历史最终是经典的历史。这就涉及到对经典的界定（包含有关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经典？“世界文学”的历史该如何书写？经典谱系怎样构建？诸如此类的情况有很多。之前笔者已经对“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的关系进行过评价和指出，在此就不再重复了。我想要提醒和质问的是：在中国文学处于这个庞大且没有边际的文学地图中，它的走向和脉络是什么？中国文学经典在这个由西方学者主导的话语体系的天平中，它的分量是多少？最后，那些一直执着于社会历史书写的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它们是否进入了这个看似十分诱人的大画饼呢？比如巴基斯坦文学，又比如缅甸文学，人们对它们了解多少呢？又有多关心呢？

存在各种文学奖项与市场的关系。这已然成为世界文坛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其一，诺贝尔文学奖明显背离了诺贝尔关于奖掖最具理想主义色彩文学作品的初衷或愿景，变得越来越随意，甚至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且莫名其妙。在 21 世纪的 20 位获奖作家中，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寥寥无几。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我个人对他不便妄加评论。国际舆论大多倾向于感到惊诧和怀疑。其二是当下奖项数量众多且评价标准混乱，这种情况已经达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曾艳钰教授曾统计，仅在美国就有 1100 多个文学奖项。这些奖项对文学以及文学市场的影响力不可轻视。

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技术让渡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大众文化、大众社会相互依存。数字技术被推到了前台。从网络文学到字节跳动，艺术的模态发生了变化，其生成、传播、接受机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完全不逊色于文学从口传到书写的转变，甚至更甚。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改变的不只是传播和阅读方式。模块化、程序化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进行了残酷的“切割”。这在其类型化表征中充分体现出来。就像过去“内容决定形式”所说的那样，相应的旨趣或主题、传统或题材必然会成为类型文学的润滑剂和定格尺。同样，受众群体，特别是粉丝（拥趸）的参与以及助推，无疑成为了类型“格化”或者说固化的重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受众群体和粉丝（拥趸）的参与及助推使得创作机理发生演化，这种演化让文学的个性化或个人化创造回到了众声喧哗的“新口传时代”。当然，这个“新口传时代”至少在当下是需要加引号的；不过我相信真正的新口传时代很快就会到来，那就是多声部合唱共构。此为其一。其二是多媒体融合带来的图文化和影像化倾向已有所显现。卡梅隆的许多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是边写边导边改边演，分镜头剧本通常只是一个开端。从剧本的创作、演出到最后的剪辑，集体创作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电视剧也是这样，先有剧后有本的情况，在胶片时代结束、数字时代到来之后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高智能时代会出现人机一体的情况，机器人和智能人能够越过当下的“二次元”直接生成“三次元”，这已经完全没有悬念了。并且，这必定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未来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遥远，它会导致正常人类“降格”。

然而，网络文学终归属于文学范畴，数字人文也终归属于人文范畴。比如我国古代对文的界定，我们可以将网络文学看作是广义的文学；再比如未来很难再出现像自古以来西方那样相对“单向度”的文学流派，像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等，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经是广义的流派了。如今，文学这一偏正结构中的“文”与“学”，能够被机器人或智能人“代劳”。因为谷歌阿尔法狗能够战胜围棋顶级高手，微软小冰能够作诗撰文并为之舞蹈，所以可以想象它们（或他们）来代写博士论文（或各种八股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的一些形式主义篇章正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模块化与程序化特征，同时也越来越“网格化”（圈子化），逐渐脱离了本应是主要受众的作家和读者以及他们的重要关切，却被称作“标准化”“国际化”。詹姆逊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正愈发成为一个信息“传播概念”。而媒介学家麦克卢汉则表示，几乎除了媒介之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媒介与信息相互依存，网站和写手也是如此，它们（他们）的背后并非不存在推手或者类似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那样的内核。而这个推手、这个内核或许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及其剩余价值。因为无论是网站、写手还是粉丝，在资本面前都如同木偶般只是道具。当然，基于“和而不同”或者只是表面上一致、实际上不一致的利益诉求，网站、写手以及众多粉丝既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也可能产生促使他们偏离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然而，前提仍然主要是资本的需求，尽管表面现象常常让人眼花缭乱：比如粉丝的狂热、写手的收益、网站的繁荣或者一旦意见不合，就各自分道扬镳。这就是人文向技术做出让步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我们可以用 21 世纪以来网络小说被“网格化”（也就是类型化）来作为证据。“网格化”取代了“划时代”的流派思潮后，文学就难以避免“扁平化”。

文学原理与评价体系

面对这样的情状，阐述文学原理这件事是很吃力且不容易讨好的。然而，明明知道做这件事很困难却还要去做，这明显就是人文的一种准则。就像俗话说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假如取法的标准很低，那么我们就只能保持沉默，无法发出声音。

广义上讲，文学原理能够从几个层面进行切入。其一为文学批评。在世界文坛的范畴内，文学批评早已不再仅仅是专家学者所独有的权利，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通过大众媒介来对作家的作品发表自身的看法。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众多声音同时喧哗的情况，而以往在文学批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专家学者，如今却只能在较为小众的文学报刊上独自表达自己的观点。自 21 世纪以来，伊格尔顿等西方学者对这一现象的严重关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一是三尺讲台，中小学老师以及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竭尽全力地呼喊，却难以抵挡大众传媒的宏大与奔放。二是文学史料，文学史书写向来是学院派掌控大局、抒发豪情、确定经典的主要方式，然而，作品进入文学史标志着被经典化，如今却已过时，不少文学史家甚至主动迎合大众趣味，放弃了崇高。三是文学原理。学院派凭借原理学来为文学确立标准和规范。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把悲剧设定为文学的高雅之体，它在情节、语言、社会批评等方面所做出的界定，成为后世的重要参照依据；而与之相反的情况，则是相对脱离现实的柏拉图主义。

上述四者相互之间有交织情况，难以明确地分割开来。所以，从古代到现在，文学原理学就像无数溪流汇聚成了烟波浩渺的大海。为了方便，我们可以从文学史和原理学这两个方面来反观自身。

文学史和文学原理学是界定经典、度量谱系的重要方法，在我国已有近百年历史。19 世纪末，俄国人书写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在此之前，我们有固有的经史子集以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但未曾用史将它们的来龙去脉串联起来。早期窦警凡、黄人等所著的《历朝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等，实际上是偏离了文学本体的所谓文学史。到了鲁迅创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如今，我国拥有各类文学史著作多达 3000 余种，其中包含数百种外国文学史。而问题在于数量与价值标准之间的紊乱。这种紊乱在有限的文学原理学著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从马宗霍开始，再到如今的多种原理学著作，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它的发展历程。它从窦警凡、黄人式的固守残缺状态，逐渐发展到全面苏化和全盘西化。当然，这只是一种从大的方面进行观察的扫描方式，可能会给人一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感觉，其中的是是非非和得得失失也无法在此时详细阐述。但有一个问题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缺乏明确的标准。因此，建立既有内核又有外延的同心圆式文学评价体系以及文学原理学研究是十分紧迫的事情。这也是“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必然要面对且难以回避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