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客卷入了一场银行职员的诈骗案，其账户被警方冻结了约 2000 万元。近期，这家直播平台在法院进行申诉，希望解冻这笔资金。理由是，银行职员用诈骗赃款在映客上进行打赏，然而打赏分成是平台善意获取的。

善意取得是一项法律制度。财产的非法持有者会将其转让给他人。若受让人不知财产来源非法。并且为此支付了合理对价。那么受让人便可合法取得这笔财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保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映客并非是唯一想凭借善意取得以规避损失的直播平台。南都记者获悉，还有一家涉及赃款打赏案件的头部游戏直播平台，当下也在以相同的理由努力说服法官。从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案例来看，YY 直播、虎牙直播、抖音、快手等这些主流直播平台都曾有过被追缴的经历。

摆在平台和主播面前有难题，难题不只是怎样证明自身符合善意取得。更前置性的程序障碍在于能否获得在庭审中表达意见的机会。因为作为赃款被追缴者的平台和主播，只是刑事案件中的案外人，并非当事人。一位直播平台人士向南都记者透露，案外人有时在诉讼程序中没有参与，导致法官在作出追缴决定时无法听到这部分主体的意见，而更多地去考虑受害人等其他主体的诉求。

多位处理过赃款追缴案件的人士进行了介绍。从公安开始侦查期间冻结账户资金的那一天起，对于平台而言，如果它想要了解具体的案情，想要参与庭审，以及想要拿到判决书，那么它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与警方和法官进行沟通。“在沟通被拒绝的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沟通，一直保持沟通。”前述不具名的直播平台人士这样说道。

6000万诈骗赃款流入直播间

映客卷入的是一名光大银行职员持续13年的诈骗案。

生效判决书载明，在 2009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这段时间里，席薇凭借其光大银行郑州某支行客户经理的身份，通过微信或者电话的方式，向之前结识的客户推荐了虚构的光大银行理财产品，并且承诺保本保息、收益高，从而骗取了 31 名被害人的信任。

被害人到大光银行郑州某支行进行大额取现。之后，席薇利用办公电脑把被害人交付的资金进行转存以及划转到她个人掌控的账户。在这个过程里，席薇伪造了理财产品协议书，并且加盖了私自刻制的光大银行郑州某支行业务专用章。

案发时，席薇一共骗取了 9448 万余元。其中，她在映客直播平台的充值打赏金额有 5951 万余元，在抖音直播平台的充值打赏金额为 170 万余元，而这两部分的金额总计达 6000 余万元。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后判定席薇犯诈骗罪成立。关于追赃事宜，法院称席薇向网络直播平台充值以及对主播的打赏，并非合理消费行为，从客观角度看导致众多被害人被骗款项无法偿还，应当依法予以追缴，然后按比例发还给被害人。由于直播平台和主播已对打赏金额进行了分成，所以法院认定分别向映客、抖音这两家直播平台以及主播追缴。涉案主播数量众多，然而其中绝大部分主播所收受的打赏金额比较小。基于此，法院最终做出决定，仅追缴那些接受了两万元以上打赏的主播。

案中证据表明，从 2016 年 9 月到 2022 年 9 月期间，席薇名下有三个映客平台账号。这三个账号累计进行了 4091 次充值，充值的金额超过 5901 万余元，同时还打赏了 25.366 万次。这三个账号一共给 2565 名主播送了礼，不过主要集中在 16 名主播身上。另外，席薇还有两个映客平台账号，它们的充值金额为 49 万余元，给 232 名主播打赏了，其中大部分的礼物流向了 7 名主播。

映客直播网站的宣传图

前述直播平台人士称，在席薇案里，法院把平台和主播分开来追缴。对于平台来说，这并非是最极端的方案。在现实中，最激进的做法是直接向平台追缴全部的赃款，即便主播已经把钱款提取出来了。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的所长李怀胜，他既是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李怀胜告诉南都记者，在一些案件里，主播有可能会把获得的赃款打赏挥霍得一干二净。此时，法院或者公安机关或许会强行要求平台去填补赃款亏空，而这种做法“是违背法律精神的”。

平台和主播的注意义务几何？

垦丁（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天皓明熟知席薇案，他说映客决定对此案申诉，除了存在法律争议之外，追缴金额太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若案外人觉得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并且提出申诉，那么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其进行审查处理。

如果重新审理，映客到底是否构成对赃款打赏分成的善意取得，这会是法院必须面对的问题。依据多份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第三人善意取得诈骗案涉案财物的情况下，在执行程序中是不会进行追缴的。

李怀胜认为，直播平台和主播实际上难以甄别用户打赏金额是否为赃款，也无法对每一个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若进行这样的操作，反而会涉嫌过度搜集用户信息，从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

李怀胜认为，对于主播来说，倘若用户在打赏之时或者打赏的前后明确表示或者暗示打赏资金是来自违法犯罪的所得，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善意；倘若用户没有这样做，就可以认定为善意。并且平台需要尽到的注意义务包含：对准入资质进行审核，完成信息的备案，落实实名制的规定，对非理性的打赏进行提醒等。

王天皓明发现，在实践当中，几乎未曾有司法案例对直播平台的注意义务进行过详细的论述。这些案例所涉及的内容，都是一些非常笼统的表述。

今年 1 月中旬，《人民法院报》刊发了一篇会议综述。这篇会议综述是关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办的赃款打赏追缴研讨会的。其五，要排除明知或者恶意串通的情形。

国家网信办等七部委在 2021 年 2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打赏限额相关事宜。平台需对单个虚拟消费品设置合理的上限额度，也要对单次打赏额度进行合理设置上限。同时，对于单日打赏额度累计触发相应阈值的用户，平台要进行消费提醒。

南都记者留意到，抖音直播具备“理性消费助手”这一功能，并且用户能够自行对消费限额进行设置。映客方面也表明，相关功能即将上线。

抖音上的“理性消费助手”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消费限额

恶意串通有可能表现为洗钱行为。在上海市公安局 2023 年发布的全国首例利用网络直播打赏实施洗钱犯罪的案件里，集资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首先把巨额赃款打赏给某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主播。接着，这些主播又把提现后的钱款转交给犯罪嫌疑人。主播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获取直播人气、曝光率以及部分佣金。

在上述研讨会上，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的孟强教授提出，若使用赃款在直播间进行打赏，且这种打赏是小额的、多次的、多频的，那么主播和平台所获得的收入，能够被视为善意取得。

大额打赏是否不会落入善意取得呢？这个问题存在争议。多位受访者称，不能肯定地认为打赏金额高就不存在合理的对价。李怀胜指出，网络直播打赏与传统交易模式不一样，用户的打赏金额可能极为巨大，“法无禁止即自由”，不应该轻易否定用户的巨额打赏与用户所接受的网络直播服务仍能形成合理对价。王天皓明进行分析，他认为合理对价需要进一步依据主播的直播时长以及直播内容来进行认定。

案外人缺位的风险

善意取得是否成立存在不确定性，平台和主播由于是案外人身份，不一定有机会参与到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并发表意见。

多位了解赃款打赏追缴案件的人士，对平台介入诉讼的流程进行了描述，其流程为：

发现账户资金被部分冻结后，平台不会收到相关文书。平台需要做的是联系银行，以了解具体是哪个机关下令进行了冻结，例如某某公安局。

之后，平台会去找到相关的公安机关，向其打听案件的详细情况。王天皓明表示，警方愿意披露的案情数量，可能会因为所在地的公安部门以及具体负责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也考验着平台方的沟通技巧，“能够聊到何种程度完全是靠运气”。

刑事案件进入法庭程序后，若平台方想要出庭发表意见，就需要提交书面申请，并且要反复与法官进行沟通。这是由于依据刑诉法司法解释，当案外人对被冻结的财物存在异议时，法院应当听取其意见，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也就是说，平台方是否出庭，是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来决定的。王天皓明介绍，在另一起目前正在审理的涉及某游戏直播平台的赃款打赏退缴案件里，法院给予了该平台单独开庭的机会。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的郭烁教授在上述研讨会上指出，案外人不属于当事人范畴，也不属于诉讼参与人范畴。并且，案外人难以通过庭审程序来对相关财物提出诉讼主张。

前述直播平台人士称，在现有的诉讼制度下，平台方容易在赃款打赏追缴案件的程序中缺失自身的位置，从而导致自身的发言权受到限制。这就使得法官更多地听到了受害方的声音，于是法官会依据赃款表面的资金流向直接进行追缴，以帮助受害人挽回损失。“从法官的视角来看，这在职业道德方面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案件宣判之后，若平台不认可执行方案而想提起申诉，那么拿到判决文书就是必要的前提条件。然而，这名直播平台人士表示，因为平台并非诉讼参与人，所以法院不一定会将判决书交给平台。他还说：“没有文书，就无法快速提起救济程序，这形成了一个死循环。”据了解，映客拿到的席薇案判决书，并非是由法院进行送达的。

该直播平台人士介绍，在极端情况下，账户上的资金已经被划走了，然而平台却没有拿到全部的法律文书。这会给公司的税务合规带来麻烦，因为司法支出的记账需要相应的文书来支撑，如果缺乏这些文件，公司就难以处理账务。另外，平台通常已经对涉案资金缴纳了税款，而这在追缴判决中常常被忽视。

孟强对平台被追缴的公开案例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追回涉案款方面，手段大多是在案件移送法院审理之前，对相关平台公司的银行账户进行冻结；在裁判文书生效之后，直接进行划转；还有的是在裁判之前就已经冻结并扣划“追赃”。

如果资金已经被划走，那么这会给后续的申诉带来难题。前述直播平台的人士坦承，在申诉改判之后，从理论层面来看是有执行回转的可能性的，但实际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被划走的资金通常已经返还给了受害人，一旦需要进行执行回转，就意味着要从众多的受害人手中把这些钱再重新取回来，“这是很有难度的”。

郭烁提议，为应对案外人诉权保障存在的不足，建立专门的涉物诉讼程序，使案外人能够参与诉讼活动，借助庭审来解决涉案财物的权利归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