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之时，原本以为不同寻常的 2020 年能够平稳收尾。然而，铁矿石却出现异常情况。12 月 11 日，DCE 铁矿石期货（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价格指数达到了 1042 元/吨，普氏 62%铁矿石指数为 160.7 美元/吨，这两个价格都创造了历史新高。而在 2019 年年初，铁矿石价格仅仅是 72 美元/吨。

谁在“点石成金”

按照市场经济的思维，供需关系会决定价格的变化。那么此次铁矿石价格的上涨是由供需关系导致的吗？

需求端方面，因为疫情的作用，许多钢铁企业的生产出现停滞。据世界钢铁协会所做的预测，2020 年全球成品钢的需求量为 17.25 亿吨，与去年相比下降了 2.4%。全球不包含中国的成品钢需求量为 7.45 亿吨，和去年相比下降了 13.3%。

中国的钢材消费增长速度较快。2020 年，成品钢的需求量预计为 9.80 亿吨。与去年相比，增长了 8.0%。从全球范围来看，铁矿石的需求并没有因为中国钢材消费的增长而有大幅增加的基础。

来看供给端，淡水河谷溃坝事故对巴西的发货量产生了影响，其发货量持续下降。在 1 至 10 月期间，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南非等 18 个国家的合计发货量减少了 1480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1%，减少的幅度并不很大。

从供需两端的情况来看，铁矿石处于供需紧平衡的态势。然而，其价格的涨幅却不应该如此之高，已经远远偏离了正常的水平。那么，背后推动这一情况的是谁呢？这需要从供需两端的参与方高度集中这一因素说起。

我国铁矿石严重依赖进口，总需求中约 80%需进口。其中 60%来自澳大利亚，20%来自巴西。早在 2017 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已占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量的 75%以上。按理来说，中国本应有能力影响铁矿石定价，然而在铁矿石定价方面，我国一直缺乏与消费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

需求端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供应端主要来自四大矿山。2019 年，淡水河谷的铁矿石产量为 3.02 亿吨，力拓为 3.44 亿吨，必和必拓为 2.40 亿吨，FMG 为 1.68 亿吨，四大矿山合计产量为 10.54 亿吨，占全球产量的 46.68%。从出口方面来看，四大矿企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的铁矿石出口量中占据九成以上。澳大利亚的四大矿山和巴西的四大矿山在与我国钢企进行议价时，主要是以普氏指数为依据，也就是中国主要港口的铁矿石 CFR（成本+运费）现货价格。然而，因为其价格编制方式不够透明，所以很容易引发卖方垄断的情况，这使得国际铁矿石的议价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澳大利亚等供应国所掌控。

中澳关系恶化后，澳大利亚许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订单出现下滑。所以，对于此次铁矿石价格的失控，外界普遍觉得存在操控的嫌疑，且这被视为澳大利亚用来回击中国的一种手段。

中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原因是什么？

从储量方面来看，我国铁矿资源较为丰富，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四。既然我国铁矿资源储量丰富，那为何中国不自行开发，反而要依赖澳大利亚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资源禀赋以及成本优势是最为根本的因素。

四大矿山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它们的现金成本具有明显优势。以 FMG 为例，该公司的 C1 成本（包含吨矿采矿、加工、铁路和港口的运营成本，以及对应的直接管理费用和生产管理费用）一直在持续下降，并且仅为 12.94 美元/湿公吨。2019 年全球铁矿石的平均离岸现金成本大概是 32 美元/吨。同时，中国国产铁矿石的平均离岸现金成本是 69 美元/吨。

铁矿石的生产成本主要由多个要素构成，其中包括采矿、选矿、资源税费、管理和维护费、运输费用、折旧以及信贷成本等。在这些要素中，采矿成本和选矿成本占铁矿石现金成本的 50%以上。开采成本约占现金成本的 35%。铁矿资源的开采难度不同，自动化生产水平不同，导致开采成本有明显差异。从长期来看，随着铁矿开采规模的扩大，规模效应能够降低开采成本。然而，随着矿井开采难度的增大，比如从露天开采转至地下开采，采矿成本会回升。

选矿成本在现金成本中约占 23%。铁矿石品位高时，选矿成本就低。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随着铁矿石品位的下降，选矿成本会有所升高。澳大利亚成为中国进口依赖国主要由以下因素所致。其一，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产量较高，同时纯度也高。铁矿石纯度越高，炼铁成本就越低，这样就能极大地降低中国钢铁企业的成本。而国内的铁矿石杂质较多，冶炼起来较为困难，难以满足高品质精钢的冶炼需求。一方面，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埋藏较浅，其中有许多属于露天铁矿，这使得开采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开采效率也比较高。另一方面，中澳两国之间的距离相对较短，这就导致运输成本较低，运输时间也较短。具体而言，从西澳到青岛的铁矿石运价均值仅为 7.5 美元/吨。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中澳之间的铁矿石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自 2009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始后，我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大宗商品用人民币结算，这种做法有利于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如果未来商品越来越多地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和支付，这些卖家越来越多地接受并习惯使用人民币，那么在以后的对话中，无疑会大大提升中国企业的话语权，也会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定价的话语权。

从现实角度来看，此次铁矿石价格失去控制这一情况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尽快摆脱对进口的过度依赖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在短期内，我们可以通过加快兼并重组的步伐、增加废钢的供应以及提高废钢的利用比例、降低国内铁矿的税赋等方式，来对我国的铁矿石供应进行优化。实际上，中国已经在非洲陆续开展了矿山的收购工作。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需要在海外构建起长期且高效的、多元化以及多渠道的稳定铁矿石基地。这样做能够从根本上对部分国家垄断铁矿石供应的这种现状进行改变。中钢集团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有矿山合资企业，首钢集团在秘鲁有马可纳项目等。并且，近些年我国以山钢集团、赢联盟、宝武集团为代表的中资企业深度参与了西非铁矿资源的合作开发，在西非地区获取了一批优质矿山项目。从已实施的举措来看，国内已经意识到多渠道供货的重要性。作为消费大国的中国终有一日在铁矿石交易中不至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