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麻花的伦理梗

在欧美，笑话主要有两大类别，集中在性和政治方面。在中国，老话儿说“莫谈国是”，这使得喜剧舍弃了政治这一类别。而与性相关的幽默，在中国的人伦社会中结合起来，演变成了更隐晦、不宣之于口的伦理梗。例如在相声中，“我是你爸爸”“托妻献子”等众多传统包袱都离不开伦理梗。

欧美性笑话更注重过程中的生理矛盾，而国人的性笑话关注点集中在其后产生的伦理错位上。 欧美性笑话的关注点在于过程中的生理矛盾，国人的性笑话关注点则在于其后衍生出的伦理错位。 欧美性笑话关注的是过程中的生理矛盾，国人的性笑话关注的是其后所产生的伦理错位。

落实到电影领域，中国电影由于不分级，自然而然地规避了在银幕上出现过于直白地展现与性有关的场面的情况。中国无法创作像贾德·阿帕图那样的性喜剧，然而，我们却能够将伦理梗运用得非常巧妙且出神入化。

开心麻花喜剧脱胎于舞台，是炮制隐晦性喜剧的高手。《李茶的姑妈》把姑妈与不同辈分的对象组 CP，上演家族乱配闹剧。之后，《半个喜剧》把古老的叔嫂梗讲出了清新脱俗的新意思，爱上同一个女人的两兄弟，从血亲同胞变成了没有血亲关系的好哥们儿，这样既冲淡了悖伦感，又是非常现代化的改编。

经历了独生子女的年代，中国的家族规模明显缩小，家族之间的联系也明显疏远。对于许多独居在大都市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与朋友遭遇同一个性对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与亲戚遭遇同一个性对象的可能性。

开心麻花的电影浸淫舞台多年，在剧本的戏剧性方面一直超越行业平均水准。

影片开场不到一分钟，就把人物关进了狮子笼。郑多多和那个与他春风一度的女孩，被约会对象莫默堵在了屋里。屁股还没坐热的观众，立刻被吊起了胃口。之后，郑多多巧用房间错认的手段骗过了莫默，一个谎接着一个谎，将喜剧的误会法运用得十分娴熟。

两个哥们先后与同一个女人有亲密接触，《半个喜剧》以这个伦理情节为开端，最终却演绎出真爱与自由的主题。在观影过程中，偶尔会有被影片强行灌输道德观而产生的不适感，但总体而言，如果不是特别较真、不爱反复思考的观众，确实会被《半个喜剧》成功洗脑。

开心麻花的编剧很娴熟地运用情感体验，也就是感性段落，冲淡或阻断了观众的道德判断。孙同与莫默第二次见面时，莫默是在跟郑多多亲密后的次日早晨从浴室围着浴巾出来，这是一个极具性意味的场景。那么，怎样让观众接受孙同要爱上一个刚刚跟哥们上过床的女人呢？

编剧通过放大情绪来阻碍观众进行道德思考。莫默得知自己被郑多多欺骗后，有一段极为痛苦、仿佛要痛不欲生的情绪宣泄。看着她这般痛苦，孙同表达出了深深的同情以及愧疚之情。影片在这一段情绪的描绘上花费了诸多笔墨，还特地配上了爱情主题曲。电影很擅长作用于人的感官。当观众与莫默、与孙同产生共情时，就会忽略他们在道德方面的尴尬和瑕疵。

除此之外，人物的自我陈词是从舞台上直接搬过来的。这种方式虽然让电影化程度显得不够，但在强拧观众道德观方面却非常有效。当一个人对着你进行心理剖白时，你很容易被带入他的立场。而一旦你认同了他的立场，自然就会觉得他做什么都情有可原。

《半个喜剧》的人名梗

三言二拍以及各种话本中，人名常常是明显的梗。就如同另一种勾脸的方式一样，一旦报出名字，就能概括出人物最本质的特征，同时也能明确地显示出创作者对这个人物的道德判定。

《半个喜剧》中高璐是个毫无道德瑕疵的人。她对外乡人孙同没有歧视，还时常给予关怀。她一个人任劳任怨地操办自己的婚礼。男友郑多多要求她不要去都是男健身教练的健身房，她就待在家里锻炼。当发现男友不忠时，她果断取消了婚礼。她就像《飘》中玫兰妮一样，是一个完美的人设。从她的名字也能看出，编剧对她的道德评分是最高的。

孙同的名字，“同”这个字意味着同流合污，他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能够舍弃尊严并且放弃原则。莫默，编剧已经直接将其骂出来了，说“你就是郑多多的一条狗，还是一条不错的狗”。

莫默，那个与交友软件陌陌同名的女孩，人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太容易约了，和郑多多第一次正式约会就睡到了一起。即便被骗之后，她也没有反省。当孙同赶到她家里向她表白时，他们两人又直接睡在了一起。正是因为她如此轻率地踏入男女亲密关系，才引发了后续一连串的闹剧。

郑多多这个名字颇具意味，其原罪便是有钱。郑多多发现孙同与莫默背着他在一起后，哭得如同孩子，这是《半个喜剧》中最能打动我的一处。他觉得自己被朋友背叛了，而有钱人最大的梦魇再度变为现实——他把对方当作朋友，对方却只将他当作饭票。

郑多多的父亲郑总让孙同出去一下，这在当时只是一个老总对下属的正常语气。但孙同却觉得受到了伤害，并且有了激烈的反应。在孙同看来，郑家所拥有的巨大社会财富与资源，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这一情况，既是对一个阶层越来越分化且出现固化趋势的社会的警示，也是《半个喜剧》最具社会意义的部分。

韩国近年大热的影片有《燃烧》《寄生虫》等。这些影片讲的是由阶级分化所引发的原发的仇恨。孙同的自我陈词就是“生在水坑里的人”对“生在天上的人”那种无差别的原发的仇恨。

郑多多是否存在道德瑕疵，已不再重要。正如在《燃烧》中，富家子弟到底是否残杀了刘亚仁的女友这一事实本身已不再重要。刘亚仁所扮演的穷人孩子，已凭借“为富不仁”这一称谓，判定了富家子弟的罪行。

《半个喜剧》剧本的现代性体现在对影片中反面角色的处理更立体。它把郑多多塑造为一个兼具天使与魔鬼特质的多维矛盾性人物。郑多多有着大男孩的气质，这使得他的恶行带有一种孩子的游戏感，从而稀释了他的恶。在个人陈词里，郑多多也坦诚地表达了他的困惑。当生在水坑里的孙同因为拥有的匮乏而感到焦虑时，生在天上的郑多多却因为拥有的富余而陷入空虚迷茫。

影片对郑多多和高璐婚姻的背景着墨甚少，然而其更像是两个门当户对的上层家庭的强强联合。在这段看似理所当然的婚姻里，两个年轻人真正的情感感受被置于次要位置。正因如此，即便高璐与郑多多感情不稳、争吵不断，她依然有条不紊地操持着婚礼。而郑多多婚前绯闻不断，却始终未曾改变走向婚姻的人生规划。

郑多多或许只有在持续与其他女人约会、谈情的过程里，才能够找到些许人生的自控感。

开心麻花的女权梗

《情圣》被大众投诉存在“物化女性”“矮化女性”的情况，与之相比，开心麻花喜剧中的女性意识更为现代。

《夏洛特烦恼》里一直努力争取恋爱主动权的是马冬梅；《李茶的姑妈》中具备美貌、财富和品行的是姑妈；《西虹市首富》中对亿万横财毫无反应的是夏竹。她们都是片中男性相比之下拥有更优良品质、更强大行动力的存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任素汐所饰演的两个女性。其一为《驴得水》中的张一曼，其二为《半个喜剧》中的莫默。她们与中国电影中常见的女性存在显著差异，她们有着明显的道德瑕疵，尤其是在性道德方面。在中国的艺术作品里，这种瑕疵通常是女性反面角色所独有的。

同时，这两个角色具备英雄的精神特质。她们觉醒并自主，拥有一腔孤勇，敢于单挑既定的社会规则。她们拥抱真理，蔑视谎言。显然，张一曼与莫默和我们常见的女性角色不同，她们具有男性特质，是真正与男性平权或同权的女性角色。

从角色塑造方面来讲，张一曼和莫默肯定是具有女权意识的。但是从整部影片的整体情况来看，所讲述的内容却都是女权的衰落。张一曼遭遇了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两个男人，即裴魁山和铜匠的疯狂报复，最终如同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那般，被大众默认为是用来献祭的羔羊。

《驴得水》是以女权作为开场，然而却以女权无法行得通而收尾。《半个喜剧》也仅仅只是半个女性主义罢了。莫默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也勇敢地面对社会，但是在影片的其他人物眼中，她显然只是一个失败者。孙同的母亲称呼她为“那样一个女孩”“不靠谱”。当孙同面临选择她还是选择郑多多这道二选一的选择题时，实际上莫默已经被放弃了。

片中似乎有意无意地屡屡出现将莫默与物品并置的处理，疑似“物化女性”。影片开始时，孙同很习惯地找郑多多借衣服穿。最后，当他与莫默分手后，作为伴郎参加郑多多和高璐的婚礼，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动作设计。郑多多把自己喝过的一瓶水扔给孙同，让他多喝点水。孙同放下了郑多多喝过的半瓶水，然后自己打开了一瓶新的水。

莫默的母亲对她进行了最大的物化与矮化。她作为一个二十九岁女孩的母亲，一直催促莫默去相亲，这一点我可以理解。然而，当孙同找到莫默家给她送身份证时，她母亲看到一个异性来找女儿，便以“我们家狗怀孕了，我要早点回家”为借口，迅速离开了，留下莫默和孙同独处。在我看来，这一行为起码既不符合实际情况又带有恶意。

有些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的家长们即便再心急把女儿嫁出去，可当看到孙同时，第一反应应该是询问他的家世。而以孙同当时的状况来看，最大的可能性是在第一时间就被莫母给淘汰掉了，绝不可能把女儿当作压仓货，也不会有人询问就随意把女儿嫁出去。

母狗怀孕的这个梗，放在此处具有侮辱性。影片里这种女性观既错乱又芜杂，或许是编创者想要照顾不同层次观众的心理需求，因为当今社会的女性观确实是各个朝代的都有。

《半个喜剧》预告片，任素汐撞脸常远？奇葩相亲遭遇快板攻击。

点个“在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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