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2 日上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经过投票表决，现任央行行长易纲再次被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3 月 3 日国新办举办新闻发布会，易纲的发言引起广泛关注。当天发布会阵容较为强大，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以及刘国强一同出席，共同谈论“开局”之事。这使得该场发布会受到媒体和市场的高度关注，在发布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参加会议的记者们陆续来到了会场。

2018 年 3 月 19 日上午，在 5 年前的时候，易纲在人民大会堂走廊处，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他是以央行行长的身份首次在媒体面前亮相。

回顾超过 5 年的时间，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之际，易纲传递给公众的形象依然是具备充分把握且从容不迫，展现出智慧且敏锐的特质。当前的金融工作主要包含三句话，其一要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其二要推动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其三要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以保持金融的稳定。易纲在 2018 年履新之后首次进行公开讲话时所提到的“三句话”，成为了他担任央行掌舵者之后的工作重点。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处于中国经济复苏重启且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关键时期。易纲留任央行行长，这有助于维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能保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会减弱。同时，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统筹推进央行分支机构的改革工作，加快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此外，还能进一步强化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的扩大与深化。

稳定市场预期

公开资料表明，易纲出生于 1958 年，其出生地为北京。他曾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进行学习，还在美国哈姆林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同时也在伊利诺大学修习经济学专业，最终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易纲担任人民银行行长之前，阅历颇为丰富。1994 年，易纲以海归教授的身份，与林毅夫、海闻等人一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 年，易纲加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后先后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行长助理等职务。2007 年开始，他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2009 年至 2015 年期间，他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易纲承担了稳定市场预期发言人的职责。他在众多重大场合的发言里，多次着重强调：货币政策要把稳字放在首要位置；我们拥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余地；经济的韧性必定会持续增强。

特别是自疫情开始后，在发达国家陆续推出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政策没有盲目地去追随，而是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以我为主”上。

市场认为，疫情期间的货币政策在响应及时性以及总量合理性方面表现最为出色，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达成了经济稳定的目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我国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组合也给予了肯定。

IMF 指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件事上，中国的经验显示，恰当的政策能够在抗击疫情以及缓解疫情影响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中国正在逐步恢复工作和生产，并且“经济呈现出令人放心的正常化迹象”。

2022 年，宏观经济的数据指标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增大，市场开始逐渐担忧经济的前景。关于货币政策的核心矛盾也逐渐变得激烈起来。

一方面，稳增长的任务极为重大，货币政策的目标需要从将前期出台的抗疫纾困政策予以落实，转变为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实现宽信用；另一方面，海外的政策存在溢出风险，汇率出现波动，资本外流的压力也在增大，外部环境在货币政策目标中所占的权重有所提升。

在货币政策处于两难的这种背景之下，易纲再度承担起了能够稳定市场预期的发言人的这样一个角色。

他在 2022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作出表示。近几年，人民银行通过降准这一方式来进行操作。同时，还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以此来主动投放和调节流动性。这与过去依靠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情况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且，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着明显的增强。

3 月 3 日的发布会上，易纲回应媒体提问。媒体询问 2023 年有无降准降息的可能。易纲表示，目前货币政策的一些主要变量水平较为合适，实际利率水平也较为合适。关于降准，自 2018 年起，我们进行了 14 次降准，这 14 次降准使得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近 15%降低至不到 8%，法定准备金率降低了 7 个多百分点。过去 5 年，进行了 14 次降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到 8%，不像过去那般高了。然而，用降准的方式来提供长期流动性，以支持实体经济，综合各种情况来看，仍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办法，能让整个流动性处于合理充裕的水平。

金融业再开放

易纲履任央行行长已有 5 年。在此期间，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推出“大礼包”。小微企业融资方面，“几家抬”的举措成效显著。货币政策始终保持“以我为主”的定力。绿色金融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

2018 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同时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再度开放的新起点。在 2018 年 4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的最后一天，中国向世界宣告了 12 项金融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这些举措是由易纲宣布的。

这一开放“大礼包”中包含多项举措。其中有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这些举措是市场期待已久的重磅措施。此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了推进。“跨境理财通”开闸了，“债券通”南向通也陆续开闸。境外金融机构在华开展业务的节奏在悄然加速。国内金融市场迎来了内资外资同台竞技的时代。

中国金融扩大开放，背后有着金融监管的科学谋划与合理实策。易纲指出，中国在推动各项政策时极为谨慎。这些措施是在经过慎重思考后，对各项条件进行评估且已成熟、监管已到位、数据已到位的情况下才得以往前推进的，不能将其形容为大爆炸式的改革。

他表达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以下三条原则：其一，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其二，金融业对外开放会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一同推进；其三，在实行开放的同时，必须重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要让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的程度相匹配。

坚定改革

易纲喜欢看研究报告，他对数字极为敏感。他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于一身，既有国际视野，又能深刻了解中国实情，他是一名坚定的改革派。

在推进改革时，利率市场化属于经济金融领域极为核心的改革内容。名义上，我国于 2015 年已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存贷款利率的上下浮动区间全部放开。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并未达成完全市场化定价。银行间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之间依然存在难以传导的状况。因为存在利率“两轨”并行的情况，所以导致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不够顺畅。

在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式上，易纲给出了这样的路线图：一方面有序放开存贷款利率的管制；另一方面努力促使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得以形成；同时健全市场利率定价的自律机制；并且完善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进而推动货币政策从主要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主要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进行转变。

2018 年 4 月 12 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机构成员举行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相关事宜。2019 年 8 月 17 日，人民银行发布了 15 号公告。在此公告中，新的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正式被推出。

三年多来，LPR 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它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政策利率传导机制，能够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并且有效发挥了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功能。

2022 年 12 月，企业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是 3.97%。2019 年 7 月改革前，企业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 5.32%。两者相比，下降了 1.35 个百分点。

接下来，65岁的易纲将开始他在央行第26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