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河北邯郸到贵州贵阳，最快的高铁抵达需近 7 个小时。三年前寻亲成功后，杨妞花已在这条路上往返多次。路的一端，是她从 5 岁被拐至今生活近 30 年的地方；路的另一端，有她儿时生活的老家和家人。如今，当年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贵阳中院）接受审判。

去年到现在，在余华英案每次开庭之前，杨妞花都会提前两三天赶到。她需要处理诸多事情，比如接受媒体的采访，与其他被害人的家属取得联系，并且帮他们安排住宿等。她一着急就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这两次来到贵阳，她的嘴唇起了泡，额头上冒出了痘痘，而她又是爱美的，照着镜子时显得有些无奈。

杨妞花是受害者，她亲手把加害自己的人贩子送上了法庭。她非常希望余华英能尽快受到法律的制裁，以此给她自己、早逝的父母以及其他被拐家庭一个交代。

10 月 11 日，余华英拐卖儿童的案件进行发回重审并在贵阳中院开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表明，余华英曾经有过拐卖 17 名儿童的行为。由于此案案情极为重大，所以该案件将会择期进行宣判。

A等待宣判

2023 年 7 月 14 日，贵阳中院对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案进行开庭审理。2023 年 11 月 28 日，此案件在贵州省高院进行二审开庭。2024 年 1 月 8 日，贵州省高院作出二审裁定并将案件发回重审。每次提及案件的这些时间节点，杨妞花都能迅速且准确地回忆起来。

1995 年的冬天，5 岁的杨妞花与父母、姐姐一同在贵阳生活。后来，她被邻居余华英拐卖到了河北邯郸的一户聋哑人家。在这个新的家庭中，她逐渐长大，之后结婚并生子。之后，杨妞花决定寻找自己的亲人。2021 年 6 月，她找到了自己的家，并且得知父母因为她被拐卖而伤心过度，已经去世了。

她决定将当年拐卖自己的“人贩子”余华英告上法庭。2022 年，杨妞花向贵阳警方报案。一个月之后，余华英被抓获。接着，余华英因拐卖儿童罪被提起公诉。2023 年，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死刑。二审法院以原判存在漏罪等为由，裁定将案件发回重新审理。

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9 个月，杨妞花几乎是每天都在数着日子过。每当她心里焦急的时候，就会去问公安，问检察院，问律师，想知道事情到底到了哪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没有弄清楚。

实际上，余华英会受到的处罚情况似乎没有太多悬念。在 2023 年，贵阳中院在一审中对余华英作出了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的判决。贵州省高院二审依据原判漏罪等情况将案件发回重审。今年 10 月 11 日，贵阳中院开始重审一审。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从 1993 年至 2003 年期间，余华英与另外两人一同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四处流窜。他们物色合适的儿童并实施拐卖行为，总共拐卖了 17 名儿童。在一审和二审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基础上，拐卖儿童的数量又增加了 6 名。在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不可能被轻判。

杨妞花回忆，在该案的一审过程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死刑；在二审过程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也是死刑；在重审一审过程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依然是死刑。由于案情重大，本次重审一审没有当庭宣判。

杨妞花期望判决能尽快做出。她希望能给离世的父母一个结果，同时也希望能放下这起事情。对于余华英，她在一审开庭时见过一次之后，就不想再去面对了，等这个案子执行完毕，她不会再提及这个名字。

10 月 11 日，杨妞花走出法庭，她希望下一次宣判时能够真正拿到结果。

B做回杨妞花

“杨妞花”这个名字，成为父母留给杨妞花为数不多的念想。

5 岁那年被余华英拐到河北邯郸农村后，她就失去了原本的名字。而另一个陌生的称呼“李素燕”取代了原来的名字，在她被拐的这 26 年里，“李素燕”成为了她唯一的身份标识。

她的记忆深处一直留存着父母给自己起的名字“杨妞花”，还有小名“杨妞妞”。她十分迫切地希望能把名字改回来。在认亲之后，她多次找过有关部门来处理这件事。然而，她被告知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她曾经叫“杨妞花”。直到去年拿到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写明“李素燕”原名叫“杨妞花”，她凭借这个才能够去申请。

今年 6 月，杨妞花从快递站领取到了新办好的身份证。之后她回到自己经营的美容店，看着手中的身份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接着她拍了一张照片，并把这张照片发给了姐姐杨桑英。

“你看，我跟你一样姓杨了。”

“哎呀，恭喜你。”“爸爸得多高兴啊。”姐姐说。

看到姐姐的回复，杨妞花发了一个小孩在地上打滚的表情。

拿到新身份证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妞花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兴奋情绪里。她走到任何地方，都忍不住要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然后向别人介绍说：“我叫杨妞花。”

C反击“人贩子”

如今提及“杨妞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将其与寻亲、打拐相关联。她的寻亲故事被写成书并出版了，还有影视公司找到她，想要把她的经历改编成影视作品。

今年 9 月底，电影《浴火之路》在上海举行首映礼。这部电影邀请了杨妞花前来观影。在出发之前，杨妞花仅仅知晓自己被安排了发言这一事宜。然而，当她抵达现场之后，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如此“隆重”的方式被介绍。介绍她的关键词是“5 岁被拐的女孩”以及“26 年后将人贩子送上法庭”。

这部影片讲述了被拐儿童父母与“人贩子”对抗的故事。这些家长有的为找孩子而没吃没喝仍在坚持；有的在寻亲途中很乐观，但找到孩子后却发现孩子已离世，因受不了打击而跳桥……看到这些，杨妞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电影中，“人贩子”极为凶恶。最终，他们的下场很凄惨。其中，有的在雨夜被雷电击中，有的则被水泥淹没而死。

看完结局后，杨妞花心里十分痛快。她认为电影情节与现实生活有相似之处：拐走她的余华英，很快会被法律严厉惩处；当时给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中间人王某付，如今已年近九十，孤独无依，晚景凄惨；另外一名参与拐卖儿童的男子龚某良，也因早年的一场意外而离开了人世。

杨妞花在分享把余华英送上法庭的经历时，将自己比作“可以咬人的兔子”。她表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就如同虎和狼一样，能够冲破困住我们的笼子，去撕咬坏人。

D从寻亲者到志愿者

这三年来，杨妞花成为了公益性寻人网站“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在这期间，她收到了很多私信。向她求助的人大多是被拐儿童。他们常问的问题有：“我可以找到家吗？”“怎么能让家里人知道呢？”“会牵扯到养父母吗？”

她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在社交账号上发布自己与养父相处的日常。寻亲成功后，她打算带着聋哑养父到姐姐家里一起过年，并且陪他去北京游玩。她希望借助这些视频，向那些想找家却又不敢找家的被拐儿童们传达这样的意思：“你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寻找，找到（亲生父母）之后，决定权在于你们。你们只会多一个爱你们的人，不会对你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我在找到家之后，生活也没有被影响。”

起初，杨妞花听到了许多质疑声甚至骂声，其中有人骂她的养父是“买家”。然而，杨妞花依然坚持进行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办法效果显著——有被拐儿童看到她所发布的视频后，愿意主动站出来进行采血，以便和亲生父母比对 DNA。在这三年里，她已经帮助十多个被拐儿童找到了家人。同时，也有一些寻亲家长找到杨妞花，向她咨询关于维权的经验。

这次前往贵阳参加庭审之前，杨妞花携带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妈妈，就如同她记忆中的那样，妈妈爱穿白色的衣服，还把长长的头发扎成了马尾辫。另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爸爸，爸爸怀里抱着小时候的她。

有记者询问，她是否会将照片带入庭审现场。她随即摇了摇头。她的想法是不想让父母看到“余华英那副模样”，而是期望通过这两张照片向大家阐述“人贩子”给她带来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痛苦，即孩子被拐之后，所产生的影响不只是被拐的人，在这个家庭中的其他小孩也不快乐，父母也不快乐。

10 月 11 日，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进行一审开庭。杨妞花走出法院之际，被媒体的摄像机和话筒所包围。在她的身后，有高举着孩子信息牌的寻亲家长，他们期盼能借助这个机会让被拐儿童的信息得以传播开来。

杨妞花经历了长达 7 个多小时的庭审，她的声音透露出疲惫。她详细回忆了庭审中的每一个细节，在谈及自己家庭遭遇时，她注意到余华英在抠着手指；当两人目光相对时，余华英眼中仍露凶光；情绪激动的寻亲家长试图冲向余华英，不过被工作人员及时拦下了。

杨妞花难以拒绝每位前来的记者，即便她已将这些故事讲了很多遍。她非常珍视每一个发声的时机。虽然在社交平台上有上百万粉丝，可她一直担忧自己的力量不足。她期望通过接受采访，让更多人留意被拐儿童以及寻亲群体。她这次开庭前把父母的照片带在身边，她表示：“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关注到拐卖事件，同时也希望判决能够震慑人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