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儒学的命运似乎有了好转。儒学不仅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且博大精深的学问体系而受到重视和重新评估，而且还呈现出一种趋势，即大有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以教养或行为方式的形式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儒学与近代历史之间关联的议题经常被提及。

在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1868 - 2018）的时候，有一些专门讨论日本与儒学关联的专题论著被发表出来。我阅读完这些论著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是儒学与日本产生纠葛的故事。

鲁迅像（日本仙台市博物馆）

故事一：鲁迅

1902 年，也就是明治 35 年，鲁迅来到了东京的弘文学院。他在这里学习的是“四书上未曾记载的”化学以及生物等近代科学。可是有那么一天，

学监大久保先生把大家召集起来，说道：你们都是孔子的门徒。今天去御茶之水的孔庙行礼吧！我深感震惊。直至现在，我依然记得当时心中的想法，正是因为对孔夫子及其门徒感到绝望，才来到了日本，然而现在却又要行礼？一时间，我觉得非常奇怪。并且我认为，产生这样感觉的，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鲁迅因对“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感到绝望而前往日本，却未曾料到会再次遇到孔庙以及热衷于儒学的日本人。关于鲁迅和他的同学最终是否去“拜”了，目前尚不清楚，但从明治后期儒学的影响中可以略知一二。

这座“御茶之水的孔庙”在 1923 年 9 月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之后得以重建，于 1935 年竣工。孔子的圣庙建成后，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画像。对于此事，鲁迅有所感叹。我也心生疑惑：日本孔庙的重建牵动了中国的关心，这是否可算作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呢？然而，中国对圣人和儒学的共享，并未让中国在两年后避免遭受日本的全面侵略。就如同欧洲人共享着一个上帝，却也未能逃过一战和二战一样。

不过，对日本侵略者来说，这并非什么矛盾。在当时日本的舆论里，“侵华战争”被弱化称为“中国事件”，被描绘成“兄弟阋墙”般的内部纠纷，是身为“大哥”的日本对不守规矩的弟弟（中国）进行的无奈教训。之后，“大哥”日本又承担起“外御其侮”的重要责任，去抵抗英美侵略，振兴亚洲，并且以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作为最终目标。这岂不非常符合“圣人”之教吗？

“御茶之水的孔庙”（汤岛圣堂，来自“斯文会”主页）

故事二：津田左右吉

鲁迅的文章发表 4 年后，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 - 1961）。他缺乏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觉悟”，因为这一原因，他非议儒学和传统，从而遭到了攻击。

最后一堂课结束后，津田遭遇了右翼学生团体的围攻。

丸山真男担任助教时 25 岁，他站出来帮忙，协助津田突出重围并返回教员休息室。但右翼学生随后涌入休息室，继续围攻津田。据丸山的回忆，右翼学生对津田的一些论点极为不满，比如儒学对日本历史的影响较为薄弱，儒学属于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生活关联不大等。有学生大声地质问。

这是否定了历史上把日中两国紧密连接起来的道德思想吗？

当然，右翼学生并非是想与津田探讨学术方面的问题，他们也并非是信奉儒学的儒教信徒。他们所不满的在于，津田的学说对“东亚新秩序”的道德基础造成了动摇。倘若儒学并非是连接日中两国历史的思想纽带，那么“兄弟”关系又怎能成立呢？日本的“大哥”地位又从何而来呢？日本又凭什么有资格去“教训”中国呢？

津田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以严格的文献学方法以及“疑古”的态度来对《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进行考察，并且要将神话故事与历史事实区分开来，正因如此，他早已遭到了右翼分子的不满。围攻事件过后没多久，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1894 - 1946）以驱逐自由主义学风为自己的使命。他攻击津田，说津田是“抹杀日本精神、东洋文化的恶魔虚无主义者，无比凶恶的思想家”，仿佛要将津田杀上一百遍都还觉得不解恨。在此之后，津田被迫辞去了教职，他的著作也被禁止销售，并且还以“冒渎皇室之尊严”的罪名被起诉，最终被判刑。

津田左右吉

日本投降之后，蓑田在家里选择了上吊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津田则当选了日本学士院院士。将两人的命运进行比较，人们更加好奇的是，儒学在日本是如何变成了美化侵略的思想资源的呢？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三个故事。

故事三：山崎闇斎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江户时期的。山崎闇斋在 1619 年出生，于 1682 年去世。他是朱子学的信徒。

山崎名嘉，人们通常称他为嘉右卫门。他在 15 岁到 29 岁期间剃发出家，那时他的法号是“绝蔵主”。后来他归儒还俗，此时他的号为“闇斎”（朱熹的斋号是晦庵，这是他向朱熹表达敬意）。之后，他创立了非常有名的“垂加神道”。在江户时代，像山崎闇斎这样的“跨界学者”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情况。

山崎闇斎（原义胤编《先哲像传》）

山崎似乎是一位虔诚的朱子学信徒，他曾说：“学习朱子之学如果出现错误，那就与朱子一同错误，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尽管他说得很肯定，但事实未必总是这样。据传闻，在一次讲学过程中，山崎向弟子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今那个国家，让孔子担任大将，孟子担任副将，率领数万骑兵来攻打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这些学习孔孟之道的人该怎么做呢？弟子们都无法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听听您的见解。”（对方）说：“如果不幸遭遇这样的困境，那么我们这些人就穿上坚固的铠甲，手持锐利的武器，与他们战斗并擒获孔子和孟子，以此来报答国家的恩情，这就是孔孟之道。”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派孔孟前来进攻，我们这些尊崇儒学的日本人要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将他们击败并生擒，以此来报答国家的恩情。这便是所谓的“孔孟之道”。

不过，在同时代的中朝儒学者眼中，这段对话是荒诞的。孔孟怎么会去侵掠他国呢？儒者怎么能上阵打仗呢？孔孟何时曾论及“国恩”呢？朱子的学徒怎敢非议、贬低孔孟呢？山崎闇斋终究是属于“日本的”朱子学者。

江户日本与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不一样，它是以武士为主体的社会。武士阶层是在战国时代的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形成的，他们拥有可以世袭的封地、俸禄和身分。原本武士是不读书的，到了和平期后，他们才开始渐渐关心起学问来。在江户日本，不存在科举制度，儒学不是“统治思想”，也很难被称为真正的“官方学问”。江户人在名义上属于佛教徒，他们接受寺庙的管理，即檀家制度。从儒学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日常生活规范、家族制度以及“冠婚丧祭”等方面，大多不符合礼制。正是在这样一个与传统不同的环境中，儒学得以被自由地进行研究和阐发，并且不断变换着形象。可以说，江户儒学的历史，就是儒学不断被改变和扭曲的历史。

江户时代的儒学

美篶（みすず）书房在日本因出版深奥的学术著作而闻名。1978 年，美篶出版江户儒学者荻生徂徕（1666 - 1728）的《论语徴》之际，打出了这样一条广告文：“倘若西欧思想史如怀特海所言，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所构成，那么东亚的学问和思想的历史，便可说是《论语》的注疏史。”

广告文往往会带有一些夸张和煽情的成分。然而，说儒学构成了日本前近代思想世界的基石之一，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儒学很早之前就传入了日本，并且一直被当作贵族教养的一部分，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流传。儒学向日本社会的深层渗透，是在德川政权成立后的 260 多年漫长和平期里发生的，尤其是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江户时代之前的儒学，主要是以汉唐训诂学为主。“理气”等论题尚未出现，“圣人可学而至”等论题也尚未出现，“本然之性”等论题同样尚未出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论题依然尚未出现。尽管朱子学著作已被留学中国的禅僧带回，然而在战国乱世的纷纷扰扰之中，它依旧蛰伏在京都和镰仓的禅寺里。

儒学在江户时代推广期间，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以及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起到重要作用。德川家康聘请原本是京都建仁寺僧侣的林罗山来讲授《大学》和《贞观政要》，同时还大量收集儒学书籍。德川纲吉则努力把“武治”（武断政治）转变为“文治”（文治政治）。1615 年颁布的“武家法令”（武家诸法度）的第一条，原本是“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他将其改为“勉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1691 年，他命林罗山曾孙林凤冈修建孔庙，并且让林凤冈担任“大学头”（国子监祭酒）。这座孔庙就是鲁迅所说的“御茶之水的孔庙”。

在此前后，日本出现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儒学研究者。其中有协助德川政权掌管“文教”的林氏家族。还有中江藤树，他生活在 1608 年到 1648 年。有山崎闇斎。有熊泽蕃山，他生于 1619 年，卒于 1691 年。有贝原益轩，生活在 1630 年到 1714 年。有新井白石，生于 1657 年，卒于 1725 年。新井曾被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所重用，在江户 260 多年的历史中，他是唯一进入权力中枢的人，也有机会推行儒学理念。然而，这仅仅持续了六年时间，即 1709 年至 1715 年（“正德之治”）。

这些儒学研究者难以被归入某一个特定的学派。他们在吸纳朱子学或阳明学的时候，总是会结合诸多其他学说，像西学、神道或者兵学等，对儒学进行改造。倘若说他们对儒学的改造只是小规模的举动，那么“魔改”儒学的典型人物当属伊藤仁斋（1627 - 1705）和荻生徂徕（1622 - 1728）。在他们眼中，不仅汉唐诸儒不足为训，朱子阳明更是异端邪说。

伊藤仁斋画像（弟子绘）

仁斋主张回归原始儒学，能够跨越千年直接返回孔孟之教。他对朱子学进行了批评，认为朱子学抽象、琐碎、渺茫且不切实际，他努力想要把儒学纯化，使其成为人伦日用的实践伦理。他非常反感那种“口可以说但身体却不能践行，内心可以思考但却无法在事物上实施”的空言空理。他认为“道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道理”，“世俗就是道”，“对人伦日用没有益处的，都是邪说暴行”。伊藤的中心思想包含两点。其一，善待身边的人和物便是道；其二，最为普通的事物乃是最伟大的。

徂徕比仁斋走得更远。他主张回归到孔子之前的“先王之道”，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他觉得，圣人是创设“礼乐刑政”的天子。而孔子只是“述而不作”，在他看来，这样的孔子作为圣人是有些不够格的。并且，子思、孟子等“孔子之徒”创设的儒学，在真理性方面更是要大打折扣。

荻生徂徠（原义胤编《先哲像传》）

朱熹讲的每一句话，徂徕大多都不同意。朱熹秉持性善观点，而徂徕不探讨性的善恶，觉得论性是道家的创造。他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人随其性所殊”），人性即便倾向于与他人合作，也不会发生改变。这与荀子存在根本差异。朱熹主张“变化气质”，认为即便愚夫愚妇也能够成为圣人。徂徕认为“气质是不变的”，并且强调“豆就是豆，米就是米”，意思是豆永远不可能变成米。重要的是要让豆充分发挥出豆的作用，同时也让米充分发挥出米的作用。徂徕的主要论点有两个，其一，道的核心在于“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等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没有关联。其二，在讨论“应然”（应该怎样做）之前，必须先了解“实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这一时期的儒学讨论氛围十分热闹，并且涌现出了很多新的见解。然而，它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学问的领域。到了江户的后半期，这种经过“日本化”的儒学，经过长达上百年的渗透、沉淀以及变形之后，开始从学问的世界逐渐潜入到民众思想世界的底层。

明治维新前后的儒学

江户后半期，各藩设立的公立学校即“藩校”，以及民间学校的数量大幅增加。武士在“藩校”里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商人和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在私塾中学习儒学。石门心学糅合了神、儒、佛，以通俗语言来宣扬道德，在庶民当中非常受欢迎。儒学开始成为“大众”所学习的学问。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宽政异学之禁”（1790 年）。

老中松平定信（1759 - 1829 年）为了打击当时的奢靡之风，推行了重农抑商政策，并且进行思想统御。他下令直属的学问所（也就是后来的昌平坂学问所）只能讲授朱子学，禁止讲授“异学”。然而，这一禁令的意义是有限的。就像所有的思想禁令一样，人们总是倾向于以阳奉阴违的态度来应对它。据说，昌平坂教授佐藤一斋（1772 - 1859）在工作时讲授朱子学。在工作之余，他讲授阳明学。他在 88 岁高龄去世时，门下弟子已经有多达三千人。在这些弟子当中，有山田方谷、佐久间象山、渡辺华山、横井小楠、中村正直、大桥讷庵等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利用儒学的知识框架以及世界观，对西方近代文明进行理解。同时，他们努力在西洋的冲击之下，去解决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各类问题。

明治维新的亲历者都学习过儒学，这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具备儒学素养。那位被称为“东洋的伏尔泰”且猛烈攻击儒学的福泽谕吉，也曾经通读《左传》达十一遍。所以，说儒学促成了明治维新，就如同说了一句没有实际意义的话。

因而，若要探讨儒学对明治维新的影响这一复杂课题，我们既要了解幕末的各种思想运动，又要考察在“文明开化”的浪潮中，面对西方近代科学和思想的冲击，儒学作出了怎样的回应以及是否有反击。我们要努力去发掘佐久间象山等这些人的思想世界，还要观察儒学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化学反应”。他们的儒学思想如今虽已变得较为支离破碎，但依然是活着的精神。1890 年之后，出现了一种以复活儒学的形式呈现的“国民道德论”，它被纳入了“天皇制”。这种“国民道德论”看似搞得十分热闹，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供各种“妖魔鬼怪”驱使的“死物”。

津田左右吉在东大所遭遇的，正是这个“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