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铭钰 供图、支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西安博物院 中国丝绸博物馆

一千两百多年前，白居易创作了这样的诗句。彼时，他站在长安城郊的观音台，朝着长安远眺。城内千家百户排列得整整齐齐，笔直的街道把城市分割得宛如菜畦。远远地，他望见百官上早朝时所持的灯火，那灯火如星宿一般，在大明宫前徘徊着。

长安城为多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舞台，展现了大唐帝国的盛世风华与开放包容。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还原了唐都长安人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今人能够窥见灿烂的唐代文明。

百千家似围棋局——居住

唐长安的位置在哪里呢？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什么难度的问题。实际上，唐长安城和今天的西安并不是两座完全一模一样重合的城市。

北周大定元年（581 年），杨坚接受禅位后建立隋朝并改元“开皇”，起初是以汉长安作为都城。然而，由于古代城市基础建设技术存在局限，那时的汉长安已破败至极，尤其因为排水管道缺乏疏通，导致地下水污染情况十分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在汉长安遗址的东南方向、龙首原南坡建造一座新的城市，此即隋代的大兴城。当时的设计者宇文恺将龙首原以南的六条高坡视作乾卦的六爻，并且以这六条高坡为核心，将其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

唐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构成。它以一百五十米宽的朱雀大街作为中轴线。一百零八坊呈轴对称分布。朱雀大街的东边归万年县管辖。朱雀大街的西边归长安县管辖。

长安城人口众多，然而城市面积较大，约 87 平方公里。城市的核心即皇城与宫城分布在长安城北侧。引领社会风潮的上层阶级以及文人雅士大多居住在这一区域，比如开国功勋长孙无忌的宅第在崇仁坊，宰相魏征的宅第在永兴坊，太平公主曾居住在兴宁坊，诗人白居易在长安城多次搬迁，先后在长乐坊、宣平坊、昭国坊、新昌坊居住，书法家褚遂良的宅第在平康坊，文学家柳宗元的宅第在亲仁坊等。围绕着他们而运作的社会服务体系也分布在这一区域，于是逐渐形成了长安城南北居民分布不均的局面。

唐长安的都城规划遵循坊市制度，也就是把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分隔开来。为了能对城市居民以及社会治安进行更好的管理，在城内实行了极为严格的宵禁制度。唐代韦述所著的《西都杂记》里记载说：“西都的禁城街衢，有执金吾在清晨和傍晚进行传呼，以此来禁止夜间出行，只有正月十五这一夜，皇帝下令允许解除禁夜，前后各有一天，这被称作放夜。”金吾卫对宵禁令执行得很严格，通过鼓声来提示居民宵禁的时间，让居民做到日出就开始劳作，日落就停止活动。倘若居民在宵禁时间出行，而又没有诸如疾病、生育、死丧等正当的出行理由，那么他们将会遭受到严厉的惩处。

西市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物品琳琅满目，贸易繁荣。东市靠近“三大内”，也就是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它距离王公贵胄居住的地方比较近，并且这里人口稠密，租金高昂。所以，市场大多经营奢侈品及奇珍异宝，像宝石、香料、纺织品等，目的是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长安志》有记载：“公卿以下的百姓大多在朱雀东，他们的地宅所占面积很大，因此商贾们聚集的地方大多在西市。”促使商贾们逐渐从东市迁移到西市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一些方面：

四是西市附近有许多胡人居住，这里热闹非凡且充满异域风情。

罗衫叶叶绣重重——衣饰

唐朝年代久远，且纺织品不易保存。目前研究唐代衣饰的论据，主要来源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墓室壁画以及绢画等。中国向来是衣冠上国，服饰不仅有蔽体的基本功能，还具有明显的阶级划分意义。依据不同场合穿着，唐代服装分为礼服、常服和便服，身份和等级的差异在服饰中清晰可辨。

唐朝初年服饰崇尚节俭，女子以丰盈白皙为美。盛唐时，长安地区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富足，且有大量外来人口寄留长安，这使唐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胡风”兴起，大大丰富了长安人的服饰形式。到中晚唐，社会经济虽比“安史之乱”前明显衰落，但服饰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奢靡和张扬。

唐代丧葬制度等级分明，厚葬之风盛行。社会地位高的墓主或者富有的墓主，常常拥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品。这些陪葬品中，有形态各不相同的陶俑。考古发掘出的一些仕女俑，其造型手法十分逼真且富有神韵，从服装到妆容都经过了精心的雕琢，为后世研究唐人服饰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唐朝男子最普遍的装扮如下：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腰束革带或布带，足着高筒靴。幞头是汉人男子用于束发裹头的软巾，也叫“折上巾”，且不同时期的幞头样式存在差异。中国传统服饰是交领右衽，而圆领袍和高筒靴具有明显的胡服特征。圆领袍分为圆领襕袍和圆领缺胯袍。圆领襕袍的腰身以下是不开叉的，在膝下用一整幅布连接成一圈横襕，这种服饰大多是文官和士人在相对正式的场合所穿着的；圆领缺胯袍的腰身以下是左右开叉的，这样便于劳作和骑射，这种服饰大多是平民百姓或者士兵所穿着的。

齐纨鲁缟车班班——器用

长安城内的货品举目皆是。工匠们借鉴了外来文化，并且将其融汇在一起。他们形成了风格多样的纹饰，这些纹饰是用来装饰人们的日常器用的。

铜镜在我国拥有长久的历史。它是古人的梳妆用品，其正面能够映照出妆容。背面装饰着花纹图案或者铭文，这些花纹图案和铭文都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审美取向有关。在唐代，制镜工艺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表现手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构图主要有对称式、自由式、散点式。形制方面，不再局限于圆形镜这种单一式样，而是衍生出了葵花形、亚字形、菱花形等新的式样。在工艺上，创造出了螺钿镜、金银平托镜、贴金银镜等。

八珍玉食在长安——饮食

忆往昔开元全盛之时，小的城邑尚且藏有万家之室。开元年间，物产极为丰富，民间的仓廪都很充实，人们在解决了温饱这一基本问题之后，便开始去钻研怎样“变着花样去吃”。

唐人饮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多元化”。西市有“肉行、酒行、椒笋行、鱼行、食肆、酒肆、果子行”等。这些行业种类齐全，货物也很丰盈。来自异域的风味很受长安居民的追捧。人们的饮食习惯受到来自中亚、南亚及北方游牧民族等不同风格的影响，且花样繁多。胡饼如今为人们较为熟悉。它原本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贾们食用的一种面食，和今天新疆的“馕”相似，主要以烤制的方式制作，能够充饥，也容易储存。当商人们将其传入长安后，深受唐人的喜爱。

唐代饮酒之风很盛行，西市有很多酒肆。酒文化不仅是那个时代文人雅士生活的重要部分，还是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有“举杯邀明月”这样小酌怡情的情景，也有“劝君莫拒杯”那样畅饮开怀的情形。嗜饮之风促使了酒器的生产和繁荣，并且胡风盛行，很多容器都带有异域的风情。

唐中期时，南方茶文化对长安产生了影响。长安的上层阶级普遍开始饮茶。这种情况推动了茶道的兴盛。《旧唐书》里有这样的记载：“茶如同食物一般，和米、盐没有差别。”这意味着茶已经像米、盐一样，成为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千歌万舞不可数——娱乐

唐代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并且与外来民族的交往十分频繁。异域的胡乐和胡舞给长安居民的文艺娱乐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丰富，也深受各个阶层的喜爱。像康国的胡旋舞以及石国的胡腾舞，它们都成为了唐代乐舞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之后民族音乐和舞蹈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唐墓中出土了数量众多且表现乐舞题材的陶俑和壁画，这是唐代乐舞艺术繁荣昌盛的一个明显证据。

唐长安寺庙数量众多，佛事活动开展得很频繁。社会长时间处于和平安定的状态，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人口急剧增加，这使得宗教场所与市井生活的界限被打破。唐代的大型寺院，一方面是进行礼拜祈福、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为市民提供了开展公共活动的空间。一些原本以宗教为目的的活动逐渐变得世俗化，开始与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相融合。

唐代把文娱活动称作“百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俗讲”，它是佛寺讲经的一种方式，能把佛教故事演变成通俗易懂的变文，并且分别在三月、五月、九月进行演出。之后，它逐渐演变成以通俗故事为讲唱主题的一种艺术形式，听众范围很广，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俨然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

春风细雨走马去——出行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此诗句展现了诗人春风拂面、意气风发，骑着马在长安城的道路上疾驰的情景。长安城内的街道笔直且宽阔，道路四通八达。偌大的城池，人们的出行方式是怎样的呢？生活在长安的普通居民通常是步行出门，因为距离较远，速度较为缓慢，这也是东西市每天中午才开始营业的原因之一。达官贵人日常出行主要依靠骑马、骑驴和乘车。在这一时期，马是重要的出行工具，朝臣以及商人等出行时都首选骑马。文人墨客则更偏爱骑驴。西市有马市，东市有出租驴的人，这些满足了长安人的出行需求。

唐朝对待外来人员的态度较为包容，政策也较为开放。这种情况吸引了众多外国人进入唐朝境内。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期间，亚洲很多国家的人都曾来到唐朝。在前来大唐的外国人里，主要有使臣、商人、僧侣。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的是为了进行政治交流，有的是为了开展往来贸易、谋求利益，有的是为了传播文化，然而他们都在无形中推动了不同文明的交流融合。

唐诗里有许多这类对狩猎场景进行描写的篇章。狩猎这一活动是唐代统治阶级极为喜爱的，在长安城的西北角处，存在着专门供皇家进行狩猎的禁苑。

唐都长安，在当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与文化中心。长安居民的衣食住行以及所思所想，都引领了许多国家的时尚。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城内，蕴含着中华民族历经长久而更加鲜活的文化生命力。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1.0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