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铭钰 供图、支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西安博物院 中国丝绸博物馆
一千两百多年前,白居易创作了这样的诗句。彼时,他站在长安城郊的观音台,朝着长安远眺。城内千家百户排列得整整齐齐,笔直的街道把城市分割得宛如菜畦。远远地,他望见百官上早朝时所持的灯火,那灯火如星宿一般,在大明宫前徘徊着。
长安城为多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舞台,展现了大唐帝国的盛世风华与开放包容。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还原了唐都长安人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今人能够窥见灿烂的唐代文明。
百千家似围棋局——居住
唐长安的位置在哪里呢?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什么难度的问题。实际上,唐长安城和今天的西安并不是两座完全一模一样重合的城市。
北周大定元年(581 年),杨坚接受禅位后建立隋朝并改元“开皇”,起初是以汉长安作为都城。然而,由于古代城市基础建设技术存在局限,那时的汉长安已破败至极,尤其因为排水管道缺乏疏通,导致地下水污染情况十分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在汉长安遗址的东南方向、龙首原南坡建造一座新的城市,此即隋代的大兴城。当时的设计者宇文恺将龙首原以南的六条高坡视作乾卦的六爻,并且以这六条高坡为核心,将其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
唐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构成。它以一百五十米宽的朱雀大街作为中轴线。一百零八坊呈轴对称分布。朱雀大街的东边归万年县管辖。朱雀大街的西边归长安县管辖。
长安城人口众多,然而城市面积较大,约 87 平方公里。城市的核心即皇城与宫城分布在长安城北侧。引领社会风潮的上层阶级以及文人雅士大多居住在这一区域,比如开国功勋长孙无忌的宅第在崇仁坊,宰相魏征的宅第在永兴坊,太平公主曾居住在兴宁坊,诗人白居易在长安城多次搬迁,先后在长乐坊、宣平坊、昭国坊、新昌坊居住,书法家褚遂良的宅第在平康坊,文学家柳宗元的宅第在亲仁坊等。围绕着他们而运作的社会服务体系也分布在这一区域,于是逐渐形成了长安城南北居民分布不均的局面。
唐长安的都城规划遵循坊市制度,也就是把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分隔开来。为了能对城市居民以及社会治安进行更好的管理,在城内实行了极为严格的宵禁制度。唐代韦述所著的《西都杂记》里记载说:“西都的禁城街衢,有执金吾在清晨和傍晚进行传呼,以此来禁止夜间出行,只有正月十五这一夜,皇帝下令允许解除禁夜,前后各有一天,这被称作放夜。”金吾卫对宵禁令执行得很严格,通过鼓声来提示居民宵禁的时间,让居民做到日出就开始劳作,日落就停止活动。倘若居民在宵禁时间出行,而又没有诸如疾病、生育、死丧等正当的出行理由,那么他们将会遭受到严厉的惩处。
西市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物品琳琅满目,贸易繁荣。东市靠近“三大内”,也就是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它距离王公贵胄居住的地方比较近,并且这里人口稠密,租金高昂。所以,市场大多经营奢侈品及奇珍异宝,像宝石、香料、纺织品等,目的是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长安志》有记载:“公卿以下的百姓大多在朱雀东,他们的地宅所占面积很大,因此商贾们聚集的地方大多在西市。”促使商贾们逐渐从东市迁移到西市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一些方面:
四是西市附近有许多胡人居住,这里热闹非凡且充满异域风情。
罗衫叶叶绣重重——衣饰
唐朝年代久远,且纺织品不易保存。目前研究唐代衣饰的论据,主要来源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墓室壁画以及绢画等。中国向来是衣冠上国,服饰不仅有蔽体的基本功能,还具有明显的阶级划分意义。依据不同场合穿着,唐代服装分为礼服、常服和便服,身份和等级的差异在服饰中清晰可辨。
唐朝初年服饰崇尚节俭,女子以丰盈白皙为美。盛唐时,长安地区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富足,且有大量外来人口寄留长安,这使唐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胡风”兴起,大大丰富了长安人的服饰形式。到中晚唐,社会经济虽比“安史之乱”前明显衰落,但服饰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奢靡和张扬。
唐代丧葬制度等级分明,厚葬之风盛行。社会地位高的墓主或者富有的墓主,常常拥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品。这些陪葬品中,有形态各不相同的陶俑。考古发掘出的一些仕女俑,其造型手法十分逼真且富有神韵,从服装到妆容都经过了精心的雕琢,为后世研究唐人服饰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唐朝男子最普遍的装扮如下: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腰束革带或布带,足着高筒靴。幞头是汉人男子用于束发裹头的软巾,也叫“折上巾”,且不同时期的幞头样式存在差异。中国传统服饰是交领右衽,而圆领袍和高筒靴具有明显的胡服特征。圆领袍分为圆领襕袍和圆领缺胯袍。圆领襕袍的腰身以下是不开叉的,在膝下用一整幅布连接成一圈横襕,这种服饰大多是文官和士人在相对正式的场合所穿着的;圆领缺胯袍的腰身以下是左右开叉的,这样便于劳作和骑射,这种服饰大多是平民百姓或者士兵所穿着的。
齐纨鲁缟车班班——器用
长安城内的货品举目皆是。工匠们借鉴了外来文化,并且将其融汇在一起。他们形成了风格多样的纹饰,这些纹饰是用来装饰人们的日常器用的。
铜镜在我国拥有长久的历史。它是古人的梳妆用品,其正面能够映照出妆容。背面装饰着花纹图案或者铭文,这些花纹图案和铭文都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审美取向有关。在唐代,制镜工艺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表现手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构图主要有对称式、自由式、散点式。形制方面,不再局限于圆形镜这种单一式样,而是衍生出了葵花形、亚字形、菱花形等新的式样。在工艺上,创造出了螺钿镜、金银平托镜、贴金银镜等。
八珍玉食在长安——饮食
忆往昔开元全盛之时,小的城邑尚且藏有万家之室。开元年间,物产极为丰富,民间的仓廪都很充实,人们在解决了温饱这一基本问题之后,便开始去钻研怎样“变着花样去吃”。
唐人饮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多元化”。西市有“肉行、酒行、椒笋行、鱼行、食肆、酒肆、果子行”等。这些行业种类齐全,货物也很丰盈。来自异域的风味很受长安居民的追捧。人们的饮食习惯受到来自中亚、南亚及北方游牧民族等不同风格的影响,且花样繁多。胡饼如今为人们较为熟悉。它原本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贾们食用的一种面食,和今天新疆的“馕”相似,主要以烤制的方式制作,能够充饥,也容易储存。当商人们将其传入长安后,深受唐人的喜爱。
唐代饮酒之风很盛行,西市有很多酒肆。酒文化不仅是那个时代文人雅士生活的重要部分,还是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有“举杯邀明月”这样小酌怡情的情景,也有“劝君莫拒杯”那样畅饮开怀的情形。嗜饮之风促使了酒器的生产和繁荣,并且胡风盛行,很多容器都带有异域的风情。
唐中期时,南方茶文化对长安产生了影响。长安的上层阶级普遍开始饮茶。这种情况推动了茶道的兴盛。《旧唐书》里有这样的记载:“茶如同食物一般,和米、盐没有差别。”这意味着茶已经像米、盐一样,成为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千歌万舞不可数——娱乐
唐代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并且与外来民族的交往十分频繁。异域的胡乐和胡舞给长安居民的文艺娱乐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丰富,也深受各个阶层的喜爱。像康国的胡旋舞以及石国的胡腾舞,它们都成为了唐代乐舞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之后民族音乐和舞蹈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唐墓中出土了数量众多且表现乐舞题材的陶俑和壁画,这是唐代乐舞艺术繁荣昌盛的一个明显证据。
唐长安寺庙数量众多,佛事活动开展得很频繁。社会长时间处于和平安定的状态,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人口急剧增加,这使得宗教场所与市井生活的界限被打破。唐代的大型寺院,一方面是进行礼拜祈福、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为市民提供了开展公共活动的空间。一些原本以宗教为目的的活动逐渐变得世俗化,开始与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相融合。
唐代把文娱活动称作“百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俗讲”,它是佛寺讲经的一种方式,能把佛教故事演变成通俗易懂的变文,并且分别在三月、五月、九月进行演出。之后,它逐渐演变成以通俗故事为讲唱主题的一种艺术形式,听众范围很广,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俨然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
春风细雨走马去——出行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此诗句展现了诗人春风拂面、意气风发,骑着马在长安城的道路上疾驰的情景。长安城内的街道笔直且宽阔,道路四通八达。偌大的城池,人们的出行方式是怎样的呢?生活在长安的普通居民通常是步行出门,因为距离较远,速度较为缓慢,这也是东西市每天中午才开始营业的原因之一。达官贵人日常出行主要依靠骑马、骑驴和乘车。在这一时期,马是重要的出行工具,朝臣以及商人等出行时都首选骑马。文人墨客则更偏爱骑驴。西市有马市,东市有出租驴的人,这些满足了长安人的出行需求。
唐朝对待外来人员的态度较为包容,政策也较为开放。这种情况吸引了众多外国人进入唐朝境内。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期间,亚洲很多国家的人都曾来到唐朝。在前来大唐的外国人里,主要有使臣、商人、僧侣。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的是为了进行政治交流,有的是为了开展往来贸易、谋求利益,有的是为了传播文化,然而他们都在无形中推动了不同文明的交流融合。
唐诗里有许多这类对狩猎场景进行描写的篇章。狩猎这一活动是唐代统治阶级极为喜爱的,在长安城的西北角处,存在着专门供皇家进行狩猎的禁苑。
唐都长安,在当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与文化中心。长安居民的衣食住行以及所思所想,都引领了许多国家的时尚。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城内,蕴含着中华民族历经长久而更加鲜活的文化生命力。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1.0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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